赏析一

这是韩愈为孟郊去江南就任溧阳县尉而作的一篇赠序。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金石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并说它们都是“择之善鸣者而假之鸣”。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风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也是不平则鸣，并且人的声音表现得最好的是说话，说话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文辞。作者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而孟、李、张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呢，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呢？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了孟郊

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感，对孟郊一生贫困不得志、五十岁才任县尉的遭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全文论证的结果，似乎归结于天命。其实，这只是一种委婉其辞的含蓄表达而已。针对孟郊“善鸣”而终生困顿的遭遇，作者表面上说是天意所决定的，实则是指斥当时的社会和统治者不重用人才，切莫误认为韩愈是在宣扬迷信。

文章屡用排比句式，抑扬顿挫，波澜层叠，气势奔放；而立论卓异不凡，寓意深刻；不愧是论说文中的佳制。

赏析二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以创作散文著名，他的《送益东野序》又是用力之作，成为他的散文的名篇之—，选入《古文观止》，更为著名。他对孟郊（字东野）特别推重，写了《荐士》诗：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因陵暴。”接下来就介绍孟郊：“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骛。”对这样一位诗人，给他写送别序，自然是很用力的。但对这篇序，却有不同看法，这里试就写作角度来探讨一下。

何悼在《义门读书记》讲《昌黎集》里说：“但吾终疑‘不得其平’四字，与圣贤之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此韩子之文，尚未与经为一耳。”就是说，这篇序的主旨有问题。这篇序的开头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应该指有才能而受压抑的人，感到不得其平而鸣。可是文章里讲了当权的得意的人物，他们在歌颂国家的兴盛。他们不属于被压抑而有不平的人物，“不得其平则鸣”好像不包括他们在内。这是说这篇的主旨同文中所举的例证不合，有问题。

但林云铭的《韩文启》里却提出另一个意见。他说：“凡人之有言，皆非无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俗眼错认‘不平’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独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称其鸣之善。其不平处岂亦为不得用而然乎？”他认为当权的得意的人有话不能不说，这也是不得其平则鸣。不得其平则鸣同当权者的歌颂盛明并没有矛盾。

吴楚材、吴周侯在《古文观止》里说：“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为多。谓凡形之声者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谓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这里讲的，先说不平则鸣多数指悲歌慷慨，但这种善鸣又有幸不幸，幸指当权者的歌颂，不幸指被压抑着的鸣不得意。以上三种说法，何体认为不平则鸣就指被压抑者的鸣他的不得意，不能指得意者的歌颂：林云铭认为只要有话不能不说都是不平则鸣。所以得意者的歌颂也是不平则鸣；二吴认为不平则鸣多数是指悲歌慷慨，但得意者的歌颂也可称不平则鸣。

对这三种说法应该怎样看呢？看原文：“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在这里，打雷是由于雨块带有多量异种电的云相冲击而成，是有不平的，风鸣是由于空气的流动也有不平，鸟鸣虫鸣大概为了求偶，不是什么不平。人们的言语，高兴时发笑歌，得意时发歌颂，都说不上不平则鸣。因此把各种鸣声都说成不平则鸣，是不恰当的。韩愈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要安慰孟郊。孟郊处境穷困，要到江南去做溧阳尉的小官，他的不平则鸣，是鸣他的不得意。韩愈要安慰他，说不平则鸣不一定是可悲的，要是你得意了，进了朝廷，为朝廷歌颂，也是不平则鸣。这样的安慰其实是不恰当的。孟郊的不平则鸣，是鸣他的有才而不得意。假使他进入朝廷，替朝廷歌功颂德，那就不属于不平则鸣了。就“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旨说，同文章中写得意者的歌颂相矛盾，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却并不损害这篇文章的成为名篇。

读这篇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要论点是激动人心的。这使人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愤激地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个发愤著书的命题，到韩愈笔下，成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把内容扩大了。发愤著书，限于著书，能著书的人比较少。“ 不得其平则鸣”，能鸣的就多了，写诗是鸣，呼号也是鸣，说话来鸣不平也是鸣，实际上是把发愤著书的命题扩大了，普及到所有有不平的人。因此，这篇文章光就他提出这一个命题，就可以成为名句了。这说明写作要成为名篇，就要能提出激动人心的命题来。读者接受了这个命题，自然要读下去。碰到能发挥这一命题的话，自然能打动读者，看到矛盾，不能发挥这一命题的话，自然划过去，不放在心上。经过读者这样去取，矛盾被抛弃了，能说明命题的被记住了，这样，这篇文章在读者的记忆中还是成为名篇。

文中写历代的善鸣者，有孔子之徒，有庄周，有屈原，有先秦诸子；汉有司马迁、相如、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杜甫等。这些都可证实和加强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旨，最后归到孟郊。这说明，写文章，除了要提出有力的主旨以外，还需要有丰富的材料来加以证明，文章才有力量。反过来说，要是提不出有力的主旨，人云亦云，即使内容说得很妥贴，读者看过也就忘掉，成不了名文。没有丰富的材料，内容就嫌单薄，缺乏说服力，也不行。

韩愈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特点。他论历代的善鸣者，在先秦诸子中特别推重庄子，超出于其他诸子，把庄子与屈原并提。他这样写：

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

下面列举墨翟、老聃、韩非、孙武等十四人称为“以其术鸣”。

这样的写法，正是把庄子突出，几乎把他同当时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和伟大诗人屈原并列了。孟子和其他诸子都退在后面，这是韩愈的创见。

在他以前，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里，论到诸子文章的特色，像“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一段，提到管、晏、列子、邹子、墨子等，就是没有庄子，把庄子列在以上诸子之下，萧统《文选》，不认为诸子是文。韩愈把庄子这样突出，是有他的卓见的。再像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把司马迁放在第一，这也是他的卓见。刘知几在《史通·六家》里就尊班固而贬低司马迁，韩愈根本不提班固，而把司马迁列在第一位，这是对司马迁散文的极力推重。后来的古文家接受他的意见，也推重司马迁，但又贬低相如、扬雄。他又推重相如、扬雄，这说明他的散文成就，在辞采方面又吸收了相如、扬雄，做到了“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有他的特点。这是他的散文，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平顺通达的不同的地方。下面对魏晋作家，评为“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这也显示了他的独特看法，根本不提人名。这种看法把魏晋作家贬得太低了，但也为后来古文家所接受，所谓“文起八代之衰”。

在以上的叙述里，显示出他对历代作家的评价，有他的独特见解。其中像推重庄子和司马迁，更为卓见。这些卓见超越前人，也是这篇文章成为名文的原因之一。在写法上，《古文观止》里评为：“句法变换凡二十九样。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这是指他讲各种鸣的写法，确实有变化，是句法上的特点。这种变化是同他对历代作家的评价不同结合的。

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里又指出这篇文章的毛病。韩愈称：“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林纾说：“陈子昂诸人，正以诗鸣者也。此数人既以诗名，则说到东野，不应用一‘始’字。”这是用词不当。还有，把陈子昂、李白、杜甫不称为以诗鸣，用来陪衬孟郊的以诗鸣，这样来突出孟郊，不免把孟郊推得过高了。

总之，这篇文章有毛病。但仍不失为名篇之—。说明决定文章的能不能成为名篇，还得看主旨有没有创见，叙述有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来，有没有新的表达法；要是主旨有创见，叙述有新的见解，又有新的表达法，即使文章本身有缺点，还是有可能成为名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