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唐诗歌的情况来看，尽管那个时代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对前代诗歌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从魏晋南北朝到盛唐，诗歌发展的延续性在一些基本特征上是很显著的：儒家传统中以诗为政治与教化之工具的观念在实际创作中很少被认真看待，诗始终是一种个人性的艺术创造，是表现诗人生活情怀与人生理想的审美形式。而盛唐诗人的激荡的热情与浪漫的幻想，更使诗成为华彩的乐章。

到了中唐，首先可以看到诗歌与时事政治的关联加强了。这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缺点，杜甫许多这一类型的诗作都具有感人的力量，对于唐诗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开拓。但同时需要注意到，这一种关联的加强常常伴随着诗人个体意识的削弱和对于国家的依附意识的加强，伴随着儒家文学观念的加强。这在杜甫已不能免，在元结、白居易等诗人那里则更突出。而另一方面，作为盛唐诗歌主要特征的激情的表现，在中唐诗歌中也受到了抑制。杜甫诗的“沉郁”，实际就是激情受到理性的抑制的结果。在其他诗人那里，激情或转化为怪诞，或转化为哀苦，乃至退化为闲适、琐细。
　　

毫无疑问，唐代文化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并不是在中唐就消失了。甚至，中唐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各种不同风格之间的差异，比盛唐诗给人的印象要更为强烈；中唐诗人对语言表现形式的关注，也比盛唐诗人更为深入。从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到李贺的呕心沥血觅诗句，贾岛的苦吟，诗人们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唐诗总体上的繁荣多彩，与他们（也包括晚唐诗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诗歌中豪迈自信、自由飞扬的精神，在这时确实是开始减退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自明代高棅明确把唐诗划分成初、盛、中、晚四阶段以来，人们习惯把杜甫归为盛唐诗人，这是出于要同时充分肯定盛唐诗和杜诗的典范价值的考虑。但从唐代社会和唐诗的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划分并不合理，所以我们不采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