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玉与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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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的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汪永年的回应是“无论说我是汉奸也好，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罪人也好，我都要做下去。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饿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关于林连玉和梁宇皋的笔战，有必要花些笔墨阐述来龙去脉，因为它涉及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起因于政府于1960年2月18日成立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同年8月4日，报告书（统称达立报告书）发表，并在8月13日的国会通过。它犹如一颗炸弹，轰炸了马来亚华文教育界﹕“由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的中学公共考试（即取消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高中离校文凭考试），只以作为官方语文的国文（马来文）或英文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规定只有“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英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并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不合格中学（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即英文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4]
由于执政的马华公会接受政府的报告书建议，乃与民间的“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和“教总”（马来西亚全国教师公会总会）的立场分道扬镳，掀起了大论战。最激烈的莫过于教总主席林连玉与马华公会总秘书梁宇皋（担任司法部长，也是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的口诛笔伐的骂战。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当1955年立法议会选举时，怡保区议员（指反对党人民进步党党魁D.R.辛尼华沙甘律师）问我有没有为李明辩护？（李明是马共精干的干部，1952年被捕，后控上法庭，成为轰动国际的大新闻，结果被判死刑。当时匈牙利甚至向英国提出，用李明交换一名美国间谍，但未成功。李明后被改为无期徒刑。于1964年被马来西亚政府静悄悄遣返中国。她较后与马共宣传副主任陈田结婚，在中国生活，留下精彩的一页历史）（此段参阅马共书记长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梁宇皐说：“李明是匪党的一份子。这些匪党，两次想谋杀我的性命。当然的，怡保区的议员知道这些匪党是来自那一类的学校。”[5]这就十分清楚显示为什么政府要改制华文中学，以防止它们成为“共产党的温床”。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6]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7]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8]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9]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10]，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11]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至于改制的华文小学，则未受到变质的影响，仍保留用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目前共有1286所，学生64万余名。[12]（直到2007年，又增加5间，共有1291间）但这些华小所受到的冲击是政府在2003年起，数理也要科采用英文课本和英文教学，使华校生得同时学习同样科目的两种语文，加重负担，引致华社非议，认为有变质华小的潜在危机。其它的则是华小分布参差不齐，在华人人口稠密的地带，缺乏华小；而在乡区及旧城市留下的华小，则学生不足，岌岌可危。它并没有受到很好的规划，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开办统一的国民小学，不鼓励各族本身的语文的小学一再增加。
整体而言，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还是维持一个有连贯的体系和华语华文普遍受到重视，不能不说与林连玉当年的抗争有关。就实际的情况分析，华教也并非一无所得，虽然分散，但在外国学者看来，“550万人口的华裔，占总人口的25.5%，已拥有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华文教育体系，在国家教育体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13]
这段评语虽然有其道理，但华校内在的挑战也不少。堪可告慰的是华教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一个小学、中学和学院的体系。换句话说，自从南洋大学于1980年无疾而终外，马来西亚又于90年代衍生了三间以华教为基础的学院，即南方学院（在柔佛），新纪元学院（在雪兰莪州）及韩江学院（在槟城），在地理形势上刚好是北马、中南和南马的鼎足而立。在千禧年折射出华教几经挣扎，自行花开三朵。
虽然董教总1977年曾经股起一场运动，以动员华人社会支持创办“独立大学”，有过一阵的热烈反响，但已不复当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风起云涌的磅礡气势，也未在华社掀起思潮运动。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但不争的是﹕追求华文教育的完整系统是华社长久以来的心愿，因为有了林连玉遗传的精神，董教总前仆后继地为民族教育据理力争。先是“独大”在1978年被拒绝，后是董教总通过法律途径与政府打一场硬官司，正如林连玉为恢复公民权一直把官司打到伦敦枢密院。独大官司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件，即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是否可以创设一间华文大学；而在中国本土的海外，又是否可落实这样的一个梦想？
官司从1980年开始（也就是南大被关闭的那一年），一直到1982年由联邦法院审结，驳回董教总的上诉，维持不准办独大的判决。“独大”落幕后一直到1990年才又见华教有所转机，那就是南方学院先获准注册，继在1997年批准董教总的新纪元学院，再下来是1999年批准韩江学院的创立。这三间学院又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各大学取得联系，为华教的振兴打下强心剂。总而言之，今日的华校生共有70万名（包括中小学），再加上教育体系又逐步地联系起来，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华教第一斗士林连玉所坚持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四）化身为华教斗士
除了用行动捍卫华教外，林连玉也用历史与文化观点建构了一套“华文教育”理念，这可以从他的“言论集”中找到依据，更可摘录而成“语录”。在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身上，形成一股热血澎湃的激流。平心而论，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一介书生易成大事的，而偏偏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却能凝聚华人的心声迸发出来，对官方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虽然他不尽然取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功败垂成的（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的超过三分之二），但他留下的战斗精神与豪迈声音犹如跫音在山谷回荡，久久不散，激发起捍卫华教的决心。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人愿意步其后尘，例如董教总就坚持沿着他的道路向前迈进。经过数十年的苦心奋斗与屡失屡战的永不言倦的斗争，终于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华文教育保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林连玉不是左派中人。他的言论从未把自己标签为左派统战的发言人，以致殖民地政府无从对他下手，因为他将自己置放在左派统战的门外。他内心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同情学生的斗争和罢课，另一方面又与上层打交道，不全然支持顽抗下去，例如1952年尊孔中学被警察包围抓捕师生，林连玉就着文批评英殖民政府处事不当，极大的打击尊孔中学的校誉；又如1957年爆发全国性的学潮，抗议超龄生不得继学的问题，林连玉就劝告学生解散，服从校长命令，回课室上课。[14]他这样的苦口婆心为的是把希望放在三大机构合作上，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虽然林连玉事事撞板，未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但他在学运当中的伟大形象依然不变。他的激昂的言词与据理力争和精神，又赢得学生和华教界人士的敬仰。在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他化身成为民族教育的英雄，中华文化传承的捍卫者，也就像鲁迅一样，被左派统战奉为马华文化的巨人。
林连玉自己也知道当教总于1957年协助平息全国性的学潮后，又在1960年与梁宇皋骂战时已被对方用共产党和颠覆份子的红帽子罩在他的头上。[15]这就是说，当林连玉把自己卷入华教斗争时，他已经被标签为“左派份子”了，至少在执政者看来是如此。而林连玉在华教分子眼中也是“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勇敢的人和文化巨人”。当林连玉于1986年逝世时，当时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邱祥炽作为林连玉的挚友，在追悼会上就有下列一段赞语﹕
“林老先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为国家民族舍己，具有高尚节操与正气凛然的长者，并成为民族的光荣象征。
他因甘作孺子牛而读师范，因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毕生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及因教育爱与民族爱而反对当权派对母语教育的压制──孺子牛、民族斗士，二者对他一生的志业，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为民族教育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林老先生的未竟志业，将有无数的继承者。被浓云重雾笼罩的民族前途，已隐约呈现新的希望曙光。”[16]
邱祥炽作为林连玉的挚友，把他和鲁迅作比较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林连玉一生中有三个人对他有很大的启示，其一是他佩服梁启超的浩翰如海，气势磅礴的文章；其二是欣赏胡适的分析事理，一二三点，条理分明的论著；其三是深受鲁迅杂文的影响，对投枪式的文字和骂人的艺术是深受其益的。他因此认为与人争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讲积极的话，不讲消极的话、讲正面的话，不讲反面的话”。[17]
也被人认为继林连玉之后的另一华教斗士陆庭谕认为林连玉的文章是历史文献，值得一读再读。笔者认为林连玉的《言论集》，不论是文告或演讲，不论是说理或反驳，比起他的其它文集，如《吴钩集》、《什锦集》及《连玉诗集》都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作用。针针见血，言之有物，不仅是“文史遗产”，而且是“历史见证人”，成为华文教育的一把响亮的声音和旗帜。
尽管他的《言论集》未形成如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照耀四方，但从他的言词中，正贯穿着一条不变的定律﹕“华人学习母语母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因为他的捍卫，马华文学才有今天，华语华文有了传承和发展。单就这一点，林连玉是功在华教，功在马华文化，也功在马华文学。
（五） 語錄成指引明燈
以下的林连玉从历史及现实的观点表露出来的“言论”精选可以看出他的斗争依据﹕
教育之目的所以使儿童在其环境中生活更为美满，而马来亚之华人占总人口之一半，所有都市纯为华人环境，华人儿童在此环境中生活最切要（的是）需用其母语，是以华文不能放弃必须继续发展。
──1952年教总呈《教育遴选委员会意见书》
华文在马来亚的发展，是自然的要求。这种自然的力量，是伟大而不可轻视的。
──1952年庆教师节致词
我们的文化，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崇高的、圣洁的灵魂，必须受极神圣的尊重，而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的上面。
──1952年，董教与马华公会联席会议宣言
所谓华文教育，是以文字的属性为本位，不是以民族的属性为本位的，所以政府的金钱必须直接用在华校的，才能算作是对华文教育的开支。假如英校中也有华人的学生，那只能划入英文教育项下，不能要求我们承认。如果华人不以华文教育为重要，我们就索性把华校送给政府办英文教育好了。
──1954年致《海峡时报》函
合理的，我们当然拥护；不合理的，我们当然要反对，无所用其客气的。我们必须以不惜牺牲来避免牺牲，以不怕压迫来反抗压迫，然后，我们的民族，在马来亚求生中，才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一日。
──1955年《在反对教育法令声中应有的认识》（星洲日报年刊）
我们承认华人将要永久居住于马来亚必须成为马来亚的国民，但我们是以效忠尽义务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所以没有华文地位的教育政策，我们必须坚决的拒绝。
──1955年呈英殖民部大臣波霭爵士备忘录
马来亚华文教育所以振兴，是由于五十年前政府放弃教育人民责任的结果。我们的先知先觉，为着不忍坐视我们的子孙，沦于晦盲舌塞，因而毅然决然以自己的力量，负起教育的责任。到了现在，我们的华文教育，不但有了极深厚的基础，并有了极完整的系统。华文教育，已经在本邦发出万丈光辉了。我们瞻望前途，深知道马来亚的独立途程已经近了，我们是马来亚国中坚份子，我们的文化自然也是马来亚的主流之一，于是我们华文教育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我们不但必须及时的予以维护，并且也必须及时的予以发扬。
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的文化堡垒。
──1955年第一届华文教育节宣言
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指达立教育报告书），不是对旧教育政策的检讨（按教总接受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的，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新教育政策与拉萨教育报告书大相径庭。
──1960年书面谈话
转入1961年，林连玉与政府的斗争逐步升级。因此他说﹕
“眼前是我们华文中学最后抉择的时刻，要维护民族文化吗？就得面临经济的压迫；要获得经济援助吗？就是放弃本族的文化。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
──1961年在教总工作委员会议上讲话
但他还是坚持他说过的话﹕
“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属于人。”
──1961年3月在南大学生会的专题演讲
自此之后，林连玉接获公民权被褫夺的通知，连教师准证也被吊销（日期分别是1961年8月14日及8月19日），终于有了最后的告白﹕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惨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1961年12月7日《告别教总同仁》[18]
综观林连玉的思想，他既不倾左，也不靠右，似乎一生不喜欢与政治拉在一起，一心只为教育和华教，具有强烈的民族情、华教心，不容许任何不利华校发展的情况出现，他对华教的挚着，没有人比他更坚持。从他的两篇小品文中，我们得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朝向民主而他的心思是直透华教的。在他的小品文《翁胡两公子合论》中，流露出对中国与台湾分割的无奈。文中指说胡适亲向台湾的国民党，而他的儿子则在中国大陆指责父亲是“反动派”；反过来另一位名士翁文灏人在大陆，其女儿则身在台湾，指其父的“思想错误”，要他从中醒悟。在扼腕叹息声中，他认为翁小姐比较温婉可爱，未给父亲加上任何罪名；反之胡公子给父亲的“罪名”可大了。而他也说不清谁是谁非。这反映出林连玉未表明他靠向那一边。
不过在另外一篇小品文《谈马来亚的精神》，充份地反映出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赞扬﹕“英国的伟大民主精神，令人羡慕。即使是在马来亚服务的英国官员，也完全平民色彩，没有官僚习气。这种民主精神是马来亚最大的财富，应照单收下。”显示他服膺于议会民主制。
但一谈到华文教育问题，林连玉丝毫也不让步，他指责英国人推行洋化教育，意图消灭华教。对于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他是寸步不让的，不仅不让，还认为应按人口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来重视华语华文。他说﹕“在马来亚，华文比任何文字更为充足，竟会遭受摒弃的命运，面临消灭的危机？”（《谈文字的价值》）。
他的小品文中倒还有些哲理存在于其中。例如﹕
国家是以利益而组织的，民族是由意识而形成的；一个国家，可以包含了数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裂为数个国家。前者如瑞士，后者如印度即是。
‚民族是以意识为背景的。所谓民族意识，是以血统、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历史……等等为要素。这种民族意识，未经形成，无话可说，已经形成，就同于自然，任何巨力，都无法加以摧毁。好像犹太人、亡国已二千年了，其人民分散于世界各国，而到现在，不但外国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而加以排斥；就是犹太人，也自知其为犹太人，不愿受人排斥，而急于自建其国。
ƒ民族尽忠的对象，是以生存权利为标准，不是以祖国来源为标准的。
„“一味应用不平等的手法，公民权的限制及移民法律的实施，使华人在当地人口由多数变为少数，使华人在当地的文化，由自己的而变成别人的”，以为“这么一来，华族变质了，马来亚的民族也就统一了”是错误的。
──《马来亚民族一辨误》，1953年3月18日[19]
林连玉在1961年后成了鲁迅笔下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莴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题》，1934年[20]
（六）40年前后两首颂歌
“文化巨人”和“华教斗士”林连玉沉默了，他不能再振臂疾呼，也不能摇动匕首的笔尖。然而林连玉的形象也成了马华左翼作家的偶像。40余年前，南大生曾为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
没有一个名字，
像你的名字那样动听。
你，英勇战士的形象，
像祖国最珍贵的宝石，
千百哩外的心也受你吸引。
为了民族教育，
也为了祖国文化美丽的远景，
你肩担了民族教育的半个重担，
有人要你把民族教育高价出卖，
你连连摇头说﹕不行！
那些日日夜夜要消灭华文的人，
恨不得张大口把你吞噬。
而我们──万千热爱民族教育的儿女，
把你看得比爹娘还亲！
你看！
多少滚着泪水的眼睛。
你听！
春雷般的掌声响个不停。
然而，就是再加一千倍，
也不能表现出我们对你的爱敬！
你的话像x光，
照出那些脸上写着「献身人民」的人，
满肚子来历不明的黄金，
而你的每一句话，
却像不灭的灯塔，
指引我们勇敢的前进。
让最爱讲「民主」的人去讲民主吧！
尽管报纸上看不到你的话，
尽管你被掩了半个嘴巴，
我们却永远听到你的讲话。（注）
民族教育英勇的战士，
不，领导战士的总司令！
我们像你一样坚信﹕
「不怕牺牲，
就不会牺牲！」
风暴只能促使幼芽迅速成长！
这一切，历史早已证明。
到了那一天，
丑恶的脸孔完全露出原形，
真理正义得到真正显现，
三大民族教育一律平等，
微笑的你，
将最美丽的花圈戴上，
让千万人民向你高呼颂赞！
那时候，
你猜我将做什么？
我要写一首诗﹕
记述人民如何欢欣歌唱！
（注﹕此段系根据林连玉演词）
──高林《那时候》──听林连玉先生在南大演讲后[21]（1961年3月29日应南大校友会之邀）
林连玉发表著名的演讲过后的5个月，公民权被吊销，而此次演讲的重要内容成为“罪状”之一。
针对他演讲中的两句话﹕“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林连玉在1980年80岁时作了厘清和解释﹕“这两句话，我有两次提出来，第一次是1955年为《星洲日报》写特刊时提出来；第二次是1961年，在南大向学生演讲时提出，得到的反应，也有两次。一次是森美兰州议员林纪赛，于竞选大会上正面使这两句话，属于赞美的。另一次是内政部要剥夺我公民权，把这两句话列为罪证之一。
所谓「不受压迫，反抗压迫」是极其浅显的道路，因为不管是人与人，或民族与民族，都是平等的，不应该相互压迫。如果有恃强凌弱的现象，就不应该接受。既不接受，自然要反抗了。因此有争论的，可能发生在下一句﹕「不怕牺牲，避免牺牲」，（前四个字不怕牺牲）并不是鼓励牺牲，提倡牺牲。我的意思是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就要毅然决然的牺牲。所谓「避免牺牲」就是不轻易牺牲，可以避免的，就应该避免。换句话说，就是和平未至绝境，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压迫者已经放出手段，要置我们于死地了，因为我们有牺牲的决定，对方不愿顽抗受损，反而要缩手，这也是因为不怕牺牲，避免牺牲了。
我所以一而再的提出这两句话，是鉴于我们民族，在马来西亚已遭受重重的压迫了。因此我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团结一致，不受压迫，反抗压迫。要反抗压迫，必然要有牺牲，必要时，我们要勇敢地，把代价付出。但牺牲到底是惨痛的，所以要极力避免，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即是了。”
──1980年4月《反抗压迫》（林连玉80岁）[22]
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走完他曲折不平的一生，归于尘土，“生荣死哀”。停柩三天，每天有大批来自各阶层人民前来瞻仰遗容。出殡当天（12月21日），在万人陪送下，由华人大会堂（破天荒让一位伟人安放棺柩）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后，在旧机场路福建义山入土为安。殡仪队伍由董总主席林晃升及教总主席沈慕羽牵头。接着在1986年1月19日，举行“林连玉导师追悼会”，并筹获林连玉基金逾百万元。死后谥封“族魂”。[23]这就是林连玉拥有两个荣衔“族魂”与“导师”的由来。
林连玉留下的“文化教育遗产”，经后来继任者捍卫和斗争中，也为华文教育保留一片天地（虽不平坦，也是青山录水伴于左右），已化作马华文化的一个精神和动力，凝集在马来西亚的上空。因而在40年后，著名马华左翼诗人吴岸又为林连玉送来一首迈向新世纪的颂歌﹕
山崩地裂的十九世纪过去了
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
即将过去了
世间多少王朝
成为过眼烟云
母亲
您的语言
是沧海横流中无数的珍珠
在这世纪末的灰暗的大地上
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歌声
一百八十年的风风雨雨
冲不去先人刻骨的记忆
也洗不掉我们永恒的思念……
在那乌云密布的年代
华文教育
面临被扼杀的厄运
母亲
您的语言
化作了熊熊的火焰
看！
是谁
昂立在万人集会的讲台上
瘦小的身躯发出雷鸣的呼声？
“横挥铁腕批龙甲
怒奋空拳博虎头……”
林连玉
林连玉
是林连玉
我们敬爱的华教斗士！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声音
此时此刻
他那仿佛在力挽狂澜的双手
骤然停歇在空中
沸腾的群众
也肃然起敬
他们在倾听
倾听那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新纪元台阶上的
我们雄伟的歌声
母亲的语言
燃亮了天空
照亮了林老脸上的微笑……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风雨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辛
我们将把华文教育的旗帜
擎得更高更高
在二十一世纪的天空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未来将频频回首
我们的子子孙孙
也将倾听我们以母亲的语言
纵情的歌唱
歌唱民族教育的理想
歌唱中华文化的辉煌
倾听这来自二十一世纪门槛
来自新纪元的台阶上的
我们不灭的歌声……
──吴岸《在新纪元的台阶上》──为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年而作（摘自《华教导报》，2001年1月）[24]（注作者的题目中的“新纪元”，恰好也是董教总创办的学院的名字，称为“新纪元学院”，因而带有语意双关。）
2006年6月20日初稿
2008年8月1日补充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5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2页中引述梁宇皐于1960年8月12日在国会的讲话。
[6] 参阅同上，第40－43页。
[7]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8]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10]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1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12]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266页。
[13] 参阅庄兆声著《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208页。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4]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23-30及208－220页。
[15] 参阅同上，第220页。
[16]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08-109页。
[17]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72-173页中刊出陆庭谕的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
[18] 以上引述林连玉的“语录”参阅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19] 林连玉的小品文（评论文章）收集在《杂锦集》中，文章均用笔名发表于当地报章上，都是写于1953年，多署名“康如也”。此书由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20] 参阅姜添编注《鲁迅诗注析》，香港集思图书公司出版，1970年，第97页。
[21] 参阅《大学青年》第四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4月，第23页。
[22] 参阅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第46页刊出林连玉对两句话的解释与澄清，因为它曾引起争议。
[23]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24页吕风整理林连玉传略的题目是《族魂》，而第44页的追悼会上已尊称林连玉为“导师” 。
[2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247－1278页。
參考文獻
1. 《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
2. 《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
3. 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上下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
4. 《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
5. 《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
6. 庄兆声著《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
7. 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8. 林连玉著《杂锦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9. 姜添编注《鲁迅诗注析》，香港集思图书公司出版，1970年。
10. 《大学青年》第四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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