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

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突破了六朝以来边塞诗主要就乐府旧题加以敷衍的固有程式，使之更富于生气。

这些诗中有的热烈赞扬了前线将士舍身许国的豪情：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其四）

亦不乏胜利的喜悦和自豪：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同上其五）

但诗人的眼光并不停留在这些地方，他还清醒地看到了他那个时代中战争的阴暗面。譬如说，那些义勇健儿往往是上层统治集团刻薄寡恩政策的牺牲品：

“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同上其三）

“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塞下曲》其四）

“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上曲》）

诗人在《箜篌引》中，还叙述了一个身经百战、屡建奇勋的少数民族将领，如何由于不能满足上司的贪欲而被诬害的悲惨遭遇。于是，边塞生活在王昌龄的笔下成为透视畸型的社会万象的一个窗口。而与此同时，他又把笔触深入到士卒的内心生活中去，开掘出征人戍士最普遍最典型的真切情思，如：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七首》其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同上其二）

据《资治通鉴·唐纪》载，玄宗时，改府兵为募兵，兵士戍边时间从一年延至三年、六年，终于成为久戍之役，“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十无二、三”。正是由于正视这种事实，诗人才不同于当时的许多文士沉溺在以边功取封侯的幻想之中，而更多地注意到战争给普通士卒带来的巨大痛苦。因此，他虽然肯定在保家卫国的意义上战争有其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面，然而对那些不以士卒的生命与鲜血为意、持宠寻衅、挑起战事以邀功的边将，则提出严厉的揭露与指斥。如《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一诗中，就鲜明地表示了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的激烈反对，而主张不图远荒之地，改用“怀柔”方针。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自有史以来，在中国西北和北部广阔的边缘地带各民族之间发生过无数次血与火的冲突，这根本上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是这一土地上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历史命运。王昌龄是意识到这一点的，试看《塞下曲》之二：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昔日”、“今古”点明这乃是一代一代重演着的历史悲剧，是民族命运的悲剧。诗中流露出对和平生活的热切向往，而又因在当时的条件下看不到使边塞战争彻底根绝的可能性，发出深长的叹息。在他的名作《出塞》诗中，相似的情绪以更精粹的语言表达出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诗被后人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丰厚的内涵，而且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诚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所云，此诗“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堪称是王昌龄的力作。
　　

擅长写雄健浑厚的边塞诗的王昌龄，同时又以情思婉绵的闺情、宫怨诗著称。他用比较新起的七绝体式处理这种传统题材，使人耳目一新。他善于提炼情思和物色，并把两者凝聚为鲜明的一点，凝眸注目处言语无多，而神情毕现。例如《青楼曲二首》其一：

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末句只写少妇注视夫婿疾驰入宫，而自矜得意之情已尽在不语之中，王夫之评曰：“此善于取影者也。”（《薑斋诗话》）又如《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题为“闺怨”，偏从不知愁写起。有无忧无虑的轻快心情方有凝妆、上楼之举，然则没遮拦的浓丽春色又恰成了开启少妇内心奥秘的锁钥，诗情急转直下，回头方知少妇不是无愁，凝妆上楼不是无谓之举，而是由寂寞孤独的潜意识激发出来的不由自主的行为。“闺怨”的主题就在这种内心开启的过程中，被鲜明有力地揭示出来。他的《长信秋词》其三是写宫怨的名篇：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诗中通篇借用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故事来写。但诗人无意于铺叙情节，这是绝句的篇制所无法容纳的，他着力于摄取焦点，捕捉最能点醒人物内心意绪的物色，这就是沐浴着朝阳的寒鸦。“奉帚”、“团扇”两句虽已点明人物身份，但只有到了第三句，在“玉颜”和“寒鸦”的强烈对照下，那“怨”字才呼之欲出，移情于物，而又托物言情，王昌龄宫怨诗大抵如此。
　　

王昌龄写别情的诗也颇具特色，他好以“月”“雨”为主要意象，在迷离幽微的别愁中烘托出澄朗晶莹、心心相印的友谊。《芙蓉楼送辛渐》是这一类诗中的名篇：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诗作于王昌龄官江宁丞之日，诗人正遭谤议，况送至友远行，其凄切心情可知。临别所嘱，惟以玉壶冰心自明心迹。诗里的南国烟雨和兀然傲立的孤峰，既是景语也是情语。又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武冈在龙标东南，其时诗人和这位柴姓的友人皆贬谪湘西，但诗中回避悲戚的愁态，用“青山”“明月”这样开朗的形象一扫天涯沦落的颓丧，展示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
　　

从诗体来说，王昌龄最擅长七绝。

绝句本自南朝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演变而成，故五绝的成熟较早。七绝出现则稍晚，初唐时虽偶见佳作，一则数量不多，尚未蔚成风气，二则尚未完成自家体格，有的作品似从较长的歌行或律诗割截而成。大力用七绝写作，并使之神固气完、奠定其在诗坛上独立地位的，王昌龄是有力者之一。他的七绝多达七十余首，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前人往往以之与李白并称，如明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世贞也将王昌龄与李白的七绝并列为“神品”（见胡震亨《唐音癸签》）。清王夫之甚而推其为唐人七绝第一，在《薑斋诗话》中称“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这些意见允当与否姑且不论，但是王昌龄的七绝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