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美、张永修：从"动地吟"看马华诗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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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一次的"动地吟"，借用当时活跃其中的诗人小曼的话来说，是"开拓了马华文学史上新诗巡回演出的动人经验"；从其所引起的听众回响言，也可谓标志着八十年代末的马华文坛盛事。1990年，"动地吟"主导诗人带着前一年的巍巍余音，行吟至地处文化"边陲"的半岛东海岸与东马，是为五场"肝胆行"。之后，是近乎十年的沉寂。至1999年，游川、傅承得再次出动，集结年轻诗人林金城、吕育陶、周若鹏及张光前，共襄"99动地吟"，赶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巡回全马做了二十二场演出。
"动地吟"得名自鲁迅〈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其以诗歌吟现实－－或说国家与社会－－之意甚明，而诗人也早已在1989年的"诗帖"上以序言明志："我们的企图是：用艺术最敏感的指尖，来弹拨现实这根最敏感的弦"。
严格说来，"动地吟"算不上是一次诗歌运动，它并没有鼓动多少同性质的诗歌之生产。然而，为听众作动地之吟的朗诵演出目的，却让它集结了主朗诗人及其他马华诗人既存的同类作品。取代入场券而刊印的诗册，收录该次演出的相关诗作，所选者以"有热血、爱国、民族情性的现代诗作"为准。如此的诗册自然像其他任何"选集"一样，既因篇幅所限，亦因编辑品味，更何况还要考虑适合朗诵与否的标准，展现的自非相类题材的全貌。
然而，作为二十世纪末马华文坛最公开与高亢的对于"家国关爱"、"民族情怀"的召唤，及其"总结历史经验和家国感受"的自觉，"动地吟"诗作无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阅马华诗人身分认同问题的侧面。
（二）
作为马华诗人，诗人的基本团体身份（basic group identity）是华人。而华人的身份意识，主要源自他们内里的文化认同。在"动地吟"的诸多诗作里，文化常被象征为根、脐带、香火（/灯火）等与本源（origins）相关之物。通过这些象征物，诗人得以归化"怀过三皇五帝，以及灵魂 / 照亮二十四史的胎"的同一子宫，因而得以与悠远的传统、过往的历史、甚至庞大抽象的民族整体合而为一，共生共存。而从他们对一些足以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人或物所作出的道德修辞，如"傲岸"、"悠然"、"淡泊"、"坦荡"、"气节"等，我们也可得知，对原初的憧憬（以及因此而生的崇敬），亦使他们把传统文化视为民族优良品质的体现。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既已戒奶多年，"却一再坚持自己 / 永远以这条脐带去吮吸 / 母体里蓄了五千年的蛋白质"。
文化既被视为华人身份的标识（identification），那么文化的被同化、或被异化的危机，因此也意味着身份失落的可能。感觉自身文化为强势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作为马来西亚主流文化的马来文化－－所威胁，而表现出焦虑的诗，在"动地吟"里有很多，游川的〈中国茶〉与何乃健的〈粽子〉尤足为代表。这两首诗虽然同写饮食文化，但都同样明显的在吃喝之下有更深的文化的寄托，或者亦可视为诗人对文化身份由里而表的贯彻与坚持。
除了通过对文化的归宗表示对民族身份无须争议的认同之外，"动地吟"许多诗歌的民族情怀也表现在对族群内部丑陋现象的批判上。游川与陈绍安皆有诗讽刺华人的文化病态。前者一方面挖苦那些攀附传统、自觉优越，然而却忘乎实际的文化沙文主义者："一睁眼 / 我们已生在这里 / 却还站在原地 / 一开口就滚滚长江滔滔黄河一泻千里"；另一方面则以失去"原汁原味"的"金马仑橙"，嘲讽"变质"了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唉！真是一代比一代心酸 / 好在皮厚，还能赖在世上 / 只是不知道下一代成何体统 / 往后的日子是啥味道"。 诗人的立场虽然显得前后暧昧，然而尖酸的讥讽倒是一贯的。后者以冗长、错乱、胡闹的（不像诗的）文句明写全国华人文化节，文字本身已是在调侃与嘲弄这个节日的繁琐、杂乱与无意义。对最长的龙、最大的庆典、最浩荡的游行等表面事物的病态追求，反证了华人的自卑心理。然而主办当局又无法接受批评，一味以封闭自守的心态告诉评者繁文缛节不可删、宗旨不可随意更动、传统文化不可批评。对文化活动的付出变成了一种民族道德使命，所以"即使疲累也得豁出精神免得被人指天笃地斥责忘祖忘宗"。越是这样，结果就越把文化节目搞成了文化的"追悼会" 。
此外，亦有不少诗指出华人的不团结、好内斗的恶性。游川的〈青云亭〉以清真寺之"越发老气横秋"、 "祷声激昂如昔 / 声声唤醒穆民团结合一"，反衬华族古庙青云亭之"老态龙钟，香火寥寂"，暗示青云亭已失去建庙之初团结华人、领导华社的作用，从反面批判了华人如一盘散沙、无法团结的现象。正是这种现象，导致了为数不算少的马来西亚的五百万张华人之口，虽然"张张合合喋喋不休"，可是"却听不到一点声音"。不团结现象体现在政治上，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政党始终不落幕的窝里斗闹剧。游川以备受马来西亚华社关注的舞狮活动象征众望所集的华人民意代表，他赋予这些"醒狮"以敏感捕捉"风吹草动处危机重重"的"原始的本能"，然而却又以舞狮活动中助兴的爆竹与锣鼓的拟声词"拼拼碰碰"、"斗抢斗抢"，揭露他们不思御外、反好内斗的劣根性。"在小民面前威武耀腾 / 恭迎权贵，鞠躬鞠躬"一句，更毫不留情的揭穿他们丑恶的嘴脸。
田思则以对"椅子"的争夺揶揄华人政党改选期间你争我夺的现象："要轮流坐这张椅子？/ 你千万别开玩笑 / 没看你生来是尖屁股！" 胡闹的语调、粗俗的修辞正是对追名逐利的无良政客的讽刺。而年轻诗人刘育龙在〈党选后的隔天〉里"一脚踩上头条的显眼标题"，暗示华人政党美丽的呼吁与承诺，像刊载党选消息的报纸一样，在短暂的轰轰烈烈过去后，马上沦为过期的垃圾，表达了对华人政客荒谬作风与空洞口号的唾弃。
（三）
农历五月，屈原让河水流下他的家国关爱；农历五月，您来，让我们：敢有歌吟动地哀！
1989年，诗人在《动地吟诗帖》中以纯粹中国的文化符号－－屈原－－召唤族群集体记忆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与流水的意象在此并非直涉流放哀伤的主题，而是被转换成另一方的土地与水－－诗人的tanah air（马来语土地与水，即故乡、祖国之意）。屈原之"家国关爱"，与十年之后第二波"动地吟"诗册副题"四十年家国"的"家国"异国而同意，也说明诗人的文化 /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未必不能和谐统一的事实。
在"99动地吟"诗册中，明显的"爱国诗"占了近乎三分一。东马重要诗人吴岸的〈祖国〉在这本立意"总结历史经验与家国感受"的诗册里极具代表性。此诗作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在一个新兴国家即将诞生的时刻，诗人以忍痛毅然送别老母亲回国之举，意味着划清与祖先原乡之间的暧昧关系。虽然母亲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虽然"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虽然有文化与血缘上的种种牵系，但是国家认同是可以选择的。"祖宗的骨埋在他们的乡土里 /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乡土里" ，诗人以其准备献身埋骨之处，表明了他坚定的抉择。
在同本诗册中，自吴岸以降，从六、七十年代到世纪末，爱国一直是不过时的主题。诗人们表示"我要为祖国歌唱 / 我的歌声永不变调"，甚至愿"把人生中第一杯爱情的蜜酒 / 敬给我最心爱的祖国" 。他们"一手挥锄，一手播种"，立意"把希望的种子撒遍大地"；尽管在此生活艰苦，"三天里空着两天的肚肠"，但是诗人就像海龟，"尽管游得多远 / 总不会忘记东海岸是它的家" 。有的诗人则是以不同的风格，变奏与前行代相同的忠贞："我以骨骼宣誓 / 忠于栽种我童年的泥土 / 历史排列成册 / 在每棵树的年轮上 / 我的乳名和一部农耕的书 / 在土里生息"。这些诗或者语气欢快、或者情感深沉，但对国家的忠爱大多表达得直接明了。这大概也因为爱国属于一种（自屈原以降的？）"传统美德"，所以诗人在表示对马来西亚的爱的时候，从来不须要犹豫。
把自己（从情感到身躯都）归属于马来西亚，是诗人的自我归因（self-aspiration）。然而，曾经对国家拥有认同与否的选择自由，似乎也就埋下了日后是否被国家主流群体所认同的悲哀伏笔。
八十年代中期，华人对马来西亚的效忠问题在国会上公然被质疑。对本身的认同不获他人认定（aspiration by others）之事，马华诗人纷纷作出了表态。田思以"我们不是候鸟 / 我们是大地的儿女 / 谁生养我们 / 谁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永不离开 / 最最亲爱的土地 / 为了她明天的幸福 / 我们誓言 / 把我们的青春和力量献出"，再次表述公民的身份、更新（up-date）效忠宣言。游川以曾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橡树隐喻华人，企图以对国家的有所供献推翻"不效忠"的说法，也对前者"被视为国宝之一"，后者却"至今仍被叫做 / 移民。被拒绝于这片大地"的双重标准表示愤怒。傅承得以"我们爱不爱您，马来西亚"，间接反问那些频频怀疑"你们爱不爱马来西亚"的人，并非议以肤色、语言、表层文化等标尺对爱不爱国的问题作出偏激的、过分简单化判断的行为。陈强华则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字眼来回应爱国与否的大问题："当被问及喜不喜欢这个环境 / 我们好像说不出来（我要大便） / 有人拒绝回答"，粗俗的语言颠覆了问题的严肃性，不合作的态度也表达了一种消极的抗议 。
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国家里，族群关系是许多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族群关系的处理，其实也是对自我身份的省查。方昂〈那年〉一诗，藉华人"我"与马来同学"他"，写两族之间的关系。虽然在种族（"他有较长的名字"）、文化（"他会玩陀螺和风筝"、他穿"宋谷和纱笼"）和语言（他不说早安说"阿沙拉马来供"）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诗人并不认为这些因素足以构成对立性的"我群"与"他群"的隔阂与差距（"我不曾觉得他与我的不同"）。然而，两族对于"友谊永固"的美好祝愿却终结于"那一年，一九六九年……" 。那年，马来西亚发生了后来史称"五一三事件"的种族冲突。根据官方的诠释，这个事件是因种族间经济鸿沟加剧的不满而引爆的，这个说法一般为马来统治阶层与精英分子所接受。 政治（解说）的介入，让族群身份－－是"华人"，还是"马来人"－－成为感情认同的主要标准。〈那年〉对悲剧性的"那年"并没有多作叙述，"一九六九年"之后的省略号隐去的是在政治议程底下被定为不可触及的"敏感课题"，而从诗的语调而言，诗人对此的不（忍）触及，亦可见其对友情 / 族群关系的破裂的感伤。
同样是写我与我的马来同学，郑云城〈我的同学〉就不同于方昂的温情与含蓄。诗一开始就将华巫二族在学习与工作上际遇的差异作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奖学金 / 他有 / 我没有 // 成绩 / 我有 / 他没有 // 升迁机会 / 他有 / 我没有 // 工作表现 / 我有 / 他没有"。奖学金原本是对优良成绩的奖励，升迁机会原本是对工作表现的肯定。然而奖励与肯定在此却不以表现之优劣作为标准，其"有"与"没有"似乎成了一种先验的决定与存在。这种"先验"现象的政治根源在诗的结尾处暴露出来："他的起跑点设在我的前面一百公里 / 我投票的政党却把这个距离越拉越远 / 越来越远至只看到太阳拿来吊颈的那一条地平线"。有无之间的不合理，指涉的正是政策的不公。五一三事件之后实施的新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Baru）给予马来人在社会与经济各领域的优惠权，因此华人"我"与马来人"他"之间根本就失去了公平共处（竞争？）的可能，而华人政党的怯懦与在政治上的频频退让，更是典当了华人在多方面的利益－－甚至是其教育权利。郑云城的另一首诗〈华教筹款运动〉，清楚指出华人教育事业长久以来都必须由民间支援与承担，主要就是因为政治对此保持了简单的沉默，"政治什么都不说"。
志于《吻印与刀痕》卷末的年轻诗人周若鹏的两首同名诗，在马华诗人国家认同的讨论上非常值得关注。诗题〈回家的原因〉。第一首题下小注："从美回来，答友问"。此诗与前所提及吴岸的诗同录一处，似乎是巧合的对前行者的选择作出了呼应。吴岸离去vs留下的选择，在半个世纪后，在不同的人文条件下，变成周若鹏回来vs留下的自由。诗人答曰："因为我在此发芽 / 当年的山林 / 青葱不改 // 因为我在此扎根 / 结实的土地 / 广厚如初 // 因为我在此成长 / 满程阳光雨露 / 从未离开 // 因为我决定 / 在此倒下 / 滋养下一代的 / 新芽"。跟他所有的前辈一样，对斯土斯人的浓厚情感决定了他们认同的方向。然而，在过后重写的"变奏版"里，"回家的原因"就表现了诗人较前人深刻的知觉力："因为我在此发芽 / 风中骚动的山林 / 正临利斧电锯 // 因为我在此扎根 / 层次分明的土地 / 依旧色泽不匀 / 因为我在此成长 / 乌云昧日惊雷暴雨 / 仍然来袭 // 因为我决定 / 在此倒下 / 滋养下一代的 / 新芽" 。最后的方向虽然依旧是回家，但是对国家现实的正面审视却标示之前纯粹的家国感性已升华化为成熟冷静的心智。诗人清楚看到国家政治体制的偏失，选择回流逆境，正体现了诗人对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中身份之内容与意义思考积极参与的"公民性"，而不再如前人般仅止于期待一种形式身份（公民）的被认同/被赋予。
（四）
"动地吟"既思 "动地"之举，原初就对国家时事有尖锐直言的意图。
1989年傅承得在那篇特别标明"写在《动地吟》为华资而朗之前"的文章里，曾语调高亢的呼吁："文学已到了历史长河的转折处，诗歌再也不满足于自我怜悯或肤浅写实的层面上了。要谈社会批判和现实真相，让我们去碰最尖锐的课题罢！"
从那场据说是"真正掀起高潮"的演出的诗册中，我们可以发现，去碰那尖锐的"课题"的作品不是没有，只是真正"尖锐"的去碰了那课题的，却可说只有甫从扣留营中获释的柯嘉逊和庄迪君的作品："他们说那是法律，我们说那是不人道，耻辱的扣留 / 这种法律是用来将你和我 / 扣留在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他们逮捕了作家、社会评论者、律师、社会工作者 / 国会议员、职工会领袖全部在内 / 关在铁窗理，没有审判地扣留 / 而他们的罪只不过是 / 他们诚实的信念" 。他们以质朴而直接的文字，对政府在"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下援引内安法令逮捕异议人士作出了批判与控诉。然而，就其身份而言，柯嘉逊与庄迪君是华教人士而非诗人，因此他们的声音即使尖利，也不能代表马华诗界。 当时马华诗人中对那"最尖锐的课题"碰触最多的，可能要属傅承得本人。
1987年华小高职风波引爆一场种族冲突的危机，全国陷入紧张状态，后来政府展开了"茅草行动"，企图藉逮捕一大群同政府持异见者以消除紧张的局势。傅承得在这一连串的事件的冲击之下，以"民主、自由，还有均分 / 一些魂牵梦萦的期待"，反面说明了民主、自由与均分长久以来在现实环境中的匮乏。而大逮捕事件，更是进一步监禁了自由，致使"吉隆坡的上空，飞鸟 / 逐渐绝了踪迹"。然而源于对他"永恒的河山"的爱与信心，诗人选择相信"刀尖能划开黑暗 / 海岸能镀染金黄"，他愿意作"雷的后裔"，以洪亮的声音惊醒沉睡的国人："当自由折翼，和平哽咽 / 我们不再行吟，不唱牧歌 / 在闷热黝黑的四野 / 我们有呼唤雷鸣电击的冲动 / 因为这个国家"。 傅承得的这些诗作虽然直接指涉八十年代末的现实风雨，但其语言文字与其说是批判性的、反抗性的，倒不如说是抒情的、言志的。
事实上，傅承得"去碰最尖锐的课题"的呼吁虽然充溢一种书生豪气，可是，就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而言，在实践上却仍是困难的。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虽然大多成于风波激荡的1987、1988年，然而，像"动地吟"这样公开而集体的"抒情"方式，却没能同时在那个风头上出现，而必须等到1989年。1989年"动地吟"的出现之所以引起听众的热烈反应，除了像傅承得所剖析的那样，是投合华社面对本地现实的苦闷心理，以及从演出中可以得到的视听乐趣，其实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那几场演出出现在天安门事件前后，尤其是为华资筹款的那一场，之所以"掀起高潮"，是因为参与演出的，有多位是民主（/民族）斗士，所朗唱的自己或别人的著作又攸关民主人权，听众的感情于是得以移置（displace）到同样是呼唤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另一个（但同样也是关乎本族群的）事件上，这个被置换了的情感出口与脚下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相对而言敏感性减低了很多，并不会导致立即的危险，因此从实际状况与心理两方面满足了听众（以及诗人？）的安全需求。
十年后，第二波的"动地吟"同样在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突发事件发生后登场。这些事件当中，又以当时身任副首相、兼马来人最大政党巫统副主席的安华，突然间被革职开除，旋即下狱的事件最具爆发力。内安法令再次被大量征引，自由与人权再度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课题。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给予诗人的感觉是："这两年来有很多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浮现，十年前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然而，这一次的事件并没有在"动地吟"诗人当中激发起可以与十年前相比的"自由折翼"的情绪。触及此事的其中一首诗藉暴风拉尼娜肆虐影射有关事件： "拉尼娜这淫雨风流的泼妇"摧毁了孩子的"道德课本"，并在最后抢救不及的电视上的"一个特大型的床褥"上，留下 "十三处沾湿的污迹"。诗歌的处理把安华事件的重点全放在性的问题上，其过于草率的对有关事件作出道德评断的做法，其实与当权者的处理方式同出一辙。另一首诗以"不呐喊不咒骂不呻吟/不鞭打将军的罪行/不渲染野火的阴谋/不藉机兜售人权的教条/道德的外衣"等一连串的排比句式，讥讽当权者以"不干预内政"阻截国际社会对此事的批判，显然有"干预"的企图，然而纵观全诗，一些难以诠释的旁支的出现，却让此诗看来多少有点"闪烁其词"。九十年代末的这宗政治事件烧起一场炙热全国的"烈火莫熄"(reformasi)，然而在"动地吟"诗群当中却难以感受到烈火的热度。
在几本"动地吟"诗册里，对于现有体制的抗议，大多数都是站在华族本位上发出的。超越民族本位、从一个马来西亚国民的立场对现有体制与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作出批判，以操作国民的权利来体现爱国的，相对稀少得多。九十年代中后期，郑云城与林金城等少数诗人的一些作品的出现，让二十世纪末的马华诗坛在这方面不至于完全失声。"动地吟"诗册所录郑、林二人相关诗作，触及最多的是八十年代开始推行、九十年代依然方兴未艾的私营化政策。郑云城的〈私营化计划〉以道路、排污、能源的私营化为例，揭露私营化政策的推行反而导致政府财库更加"清瘦"（"那一条新打好几个孔的腰带是政府的"），毋宁是对该政策及其实行者的一大讽刺。诗人以戏谑调侃的语气揭穿私营化计划其实变相成营私化计划，不仅不能减轻政府的财务负担，甚至还累及了作为纳税人的人民："原来赚钱的，现在是我的/ 原来赔本的，还是政府的"，"赚钱的，我的 / 赔本的，政府的 / 赚钱的，我的 / 赔本的，人民的……"。而林金城的〈大道歌〉则以一种暧昧的语气，暗示南北大道私营化的内中乾坤："我是你们的道路，你们的未来 / 虽说我的身世不够清白 / 在明细还没公布以前就已经怀胎 / 但谁是经手人，每个人都明白 / 谁答应了谁，明了得不需瞎猜""聪明的人就不该现在来怪 / 当初谈妥的条件，轮不到我来公开 / 谁支持了谁，谁就要捱 / 亲爱的乖乖，我是你们的道路 / 南北躺成一道康庄的未来"，同样影射私营化政策的推行欠缺透明化，导致不道德交易之可能。其〈停电颂〉以对全国大停电事件的"歌颂"，揶揄业已私营化的国家能源公司的效率，并以"你不能保证未来，我也不敢期待"，对私营化计划是否能提高服务素质（即落实此政策的目的之一）表示质疑。
相对于书写族群丑态的尖酸刻薄、辛辣刁钻、不留情面的笔调，"动地吟"诗人在处理国家事件－－尤其是政治－－时，多数显得委婉含蓄、有所顾忌。好以尖锐言辞作"一场政治演说"的诗人，远不及好以溢于言表的热情表示爱国的多。前者的作品没有热切的爱国表白，它们强烈表露的反而是对于现有政治体制的不认同与反叛。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反叛，更加坚定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群体内部成员（members）的身份，他们的国家认同反而变成不成问题。然而，我们却也不能就此简单质疑其他诗人的认同问题。一些诗人或许言辞委婉，或许有些时候看起来像个"旁观者"，可是他们终究不是"局外人"（outsiders）。不论他们个人的隐心态如何，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认同倒是他们的集体显意识。对政治缺乏激烈的干预（或仅作简单的介入），并不就意味着他们不关心国事，而是作为在境内的发言者，实际上也还有许多安全因素（包括人身的、身份被认同的）需要去考量。他们的含蓄或闪烁，换个角度考虑，何尝不是小心谨慎的表达一种认同，与尽量不去触发不被认同的可能呢？也许，这种心境就像张光前的〈也许假如〉：
我也许着
你也假如着
我们不谈现实
我们谈的是诗
偶尔，在这里我指的是：有时
我们也谈谈政治
……
啊！醉了的时候
我们不谈现实只谈诗
我们谈的是诗是史实是事实
偶尔我们也许
有时不得不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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