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一、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

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

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二、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

“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清人吴瞻泰在他的《杜诗提要》中说：“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也无不密。”也就是说，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

纵观杜甫的作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情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
　　

第一、 丰富坎坷的人生阅历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原因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因此，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第二：“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

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安史之乱，并看到安史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可以说，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是杜诗永恒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对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贼：“不可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千二百年以前，一个曾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

在多年饥寒交迫生活的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诗人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昔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诛伐。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土，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乃讽刺。
　　

诗人的一生都抱着爱国的血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三、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严武的去世使杜甫一家生活失去依靠,陷入困境,只好收拾行囊,再度走上流浪迁徙之路.他们乘船入长江,到云安的路上写了《旅夜书怀》，写旅泊在外的心境,夜景雄浑,浪涌不绝,自己却受痼疾所苦,生命微渺飘荡,如天地间一只小沙鸥般。.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阁夜》《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