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