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著作既不像西汉前期以贾谊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政论散文，以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政方案为中心命题，也不像西汉后期以谷永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政论散文，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推论政治的得失，而是具有尖锐的批判性。它们可以说继承了桓谭、王充等人散文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但又已把批判的对象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

在风格方面，它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着的骈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终身不仕，以“潜夫”自号。《后汉书》本传说他出身寒门，且为人耿介，不同于俗，遂不能得到当途者的荐引，又说他：“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议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足以观见当时政风”。

《潜夫论》的批判，涉及东汉中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浮侈篇》批判了当时“京师贵戚”的奢靡之风，指责他们“衣服饮良，车舆庐第，奢过王制”，“穷极丽靡，转相夸咤”，“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又如，在《论荣篇》中，王符批判了当时的门阀制度，虽说在《论衡》中王充已经反映了豪族和细族之争，但到了王符，才充分地透露出这一当时社会阶级变化的消息。此外，在《潜夫论》中，王符还表达了他对于人性的一些新的思考，如《释难篇》说：
　　

且夫一国尽乱，无有安身。《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言将皆为害，然有亲者忧将深也。是故贤人君子，既忧民，亦为身作，……仁者兼护人家者，且自为也。
　　

王符用为他人兼为自身来解释“仁者”之心，虽不是什么新颖的思想，但在当时，却是对于统治学说中关于抽象道德的美妙大言的一种挑战，并且也与东汉中期文人的个体意识的萌芽有关。《潜夫论》的文风不像《论衡》那么平易明快，而是更加富于骈俪色彩，如《交际篇》如下一节，即用两组非常工整的对偶句构成：
　　

夫与富贵交者，上有称誉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今使官人虽兼桀、跖之恶，苟结驷而过士，士犹以为荣而归焉，况其实有益者乎？使处子虽包颜、闵之贤，苟被褐而造门，人犹以为辱而恐其复来，况其实有损者乎？
　　

东汉后期产生了更多的、批判性更强的政论文，其代表作家有仲长统。仲长统（１８０—２２０）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

据《后汉书》本传说，他为人“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可见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又说他“每论说古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昌言》全书已佚，仅《后汉书》本传等载有部分篇章。仲长统实际是生活于汉王朝已名存实亡、社会大动乱的建安年间（公元１９６为建安元年，他当时十七岁），所以他的思想更为解放，言辞也更为锋利。从《昌言》残存的篇章来看，仲长统或批判图谶迷信，或批判社会风气，或批判外戚宦官，或批判门阀制度，其锋芒几乎遍及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骈俪色彩很浓，具有工丽整齐的特色。

《理乱篇》的下面一段话，颇可概见其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的特色：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文中批判了豪门之奢侈，用的几乎完全是骈文。此外，仲长统的散文还表现出浓厚的个体意识。他自叙志向云：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宵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本传）
　　

这一节对理想人生的描述，体现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国家意识的淡薄和个人意识的强化。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两大背景：一是士族庄园经济的兴起；一是由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使得士人不再愿意把人生价值建立在为帝王效忠的基础上。这种人生观，是以前的汉代文学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而与魏晋文学相一致。
　　

东汉后期有名的政论家还有崔寔和荀悦。崔寔（生卒不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据《后汉书》本传说，他于桓帝时“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荀悦（？—２０９）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据《后汉书》本传说：“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可见《申鉴》和《政论》都是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文章风格也都是工丽整齐的。
　　

东汉后期的著名散文家还有蔡邕。

蔡邕（１３３—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有《蔡中郎集》。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新的风气，在当时和后来均极受人重视。蔡邕的散文中也不乏批判社会现实的内容。如《宗庙叠毁议》在称赞了东汉前期各代君主的清明政治后说：“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建议废除东汉中后期各代君主的庙号，对东汉中后期政治加以否定。又如《荐太尉董卓表》说：“周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权，累叶相继，六十余载，火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内嗷嗷，被其伤毒。”批判的态度更为严厉。蔡邕所续修的东汉国史，也被王充比作与《史记》一样的“谤书”，遭到焚毁。即使他的常被人称为“谀墓”文字的碑文，也多处反映了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
　　

除以上诸名家之外，东汉后期还有一些散文名篇，如陈蕃的《理李膺等疏》、李固的《遗黄琼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和《崇厚论》等，也都反映了东汉后期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浓厚的批判意识或个体意识。尤其是朱穆的《崇厚论》，说得尤为坦率大胆：“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这里引用老庄的论点，把“道德”解释为率任人的天性，而把“仁义”、“礼法”视为破坏自然而淳朴的道德的东西，在当时提出这一种伦理哲学，其实际意义在于否定统治者以“仁义”的名义和“礼法”的规定所确立的社会规范。这已开魏晋时期嵇、阮主张之先声。 

　　

除了批判性的政论散文，如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和《重报妻书》这一种叙写夫妻感情的散文也值得注意。前者云：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僶俛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所说均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离别之情，却娓娓道来，别有情致。像这样的散文，是以前的汉代散文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它们之所以出现在个体意识开始觉醒的东汉后期，也不是偶然的，这已开了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经常可见的那种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