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鉴赏:抉择于创新与循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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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听了一堂《沁园春 长沙》的公开课,场面很热闹,有一个学生对“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作出独到见解:“这里的鹰指革命者,击代表斗争,长空代表战场。”老师当即否定这种说法,却没有说出否定的理由,当时我很惶惑。
如果对上述两个文本稍作延展阅读,会发现这种“惶惑”还将延展扩大。试看《教师教学用书》的经典解说,“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被理解为:“在这里正表示诗人要在新时代的大潮里,乘风破浪,鼓桨前进,立誓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既然词中有这样那样的隐喻,那么“鹰击长空”为什么不能挖掘隐喻,理解为革命者奋勇斗争?同理,《药》最后写道:“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这“花”象征着革命者后继有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乌鸦”为什么不能象征着勇猛出击的革命者?
思前想后,不能就文本说文本,必须跳出文本之外,运用鉴赏原理和生活哲理予以阐释,澄清某些误读。“中流击水”暗喻诗人想要积极投身革命浪潮中是显而易见、广为公认的;而“鹰击长空”比附诗人一往无前奋然战斗则属偏激的狭隘的论断,或许作者在此只是观象生情,抒发一下胸中豪壮气概呢?这是明写,未必有暗喻。不过《药》最后肯定有暗喻的。光从文本浅表意义看,乌鸦象征革命者似是成立,但乌鸦代表昏暗、不祥,以其象征惨死的革命夏瑜,岂合于理,何忍于心?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规律或法则:合于情理、广为认定的可予认定,悖于情理、偏激狭隘的难认定。
《我爱这土地》是广为人知的名作,诗中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一般不会遇到理解的困难。不过也有例外,当老师引导学生揣摩“鸟”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时,学生不难理解,可是有的学生偏要问:“‘──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羽毛’象征着什么呀?”老师被问住了,无以应;老师逮着机会问教材编写者,编写者也被问住了,无以应。现在想想,还是无以应。
这类事例还有一些。鲁迅《秋夜》历来被认为象征意义最强的散文诗之一,那“秋夜”通常被理解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象征,而“秋夜”里的各种物象──天空、月亮、枣树、小粉红花、小青虫等,索隐专家都能一一找到其中象征的各色人等,并认为那就是鲁迅暗中所示的。可是“夜游的恶鸟”难倒了众人,有的认为那是暗喻给统治者助威的人群,有的认为那是回荡在天空与原野的反叛的呼叫声,是为战斗着的枣树助威的独行侠,有的则声称“说不好,不好说”。过去、现在都说不清的事,将来也肯定说不清。
同样地,《死水》中的“死水”好理解,“清风”“破铜烂铁”“小珠”“大珠”“偷酒的花蚊”等难以一一找到对应的象征本体。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规律或法则:总体的象征可予认定,局部的难认定。难认定怎么办?是否可以这样告知学生:感知主要形象,体会主要形象的主要特点;对细枝末节,能说清的就说,说不清的可以忽略不计。假如拘泥于琐屑,执著于幽微,迷失于穷途,是不明智的表现。
不过也有人总想在别人说不清的地方“说清”,或者在别人说清了的地方重新“说清”,必欲指误归正而后快,结果贻笑大方。《祝福》中的各个人物形象的定性定位殆无可疑,可是有人偏偏独创新见,说“现在看来鲁四老爷不像我们以前说得那么坏,他应该是个宽厚长者”,试为之平反翻案!又有人对《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在中国的语文课堂上长期受批判表示“愤慨”,也来了大翻案,说她追求美和虚荣是无可非议的,说她诚实、勤奋,说她是个受害的善良人,如此等等,替外国的古人打抱不平。
其实试图“说清”的人和打抱不平的人,或许眼里只有文本本身,只有人物形象本身,或者只认准他自己的感觉和眼力,却不愿顾及作者的写作初衷、作者的创作倾向、作者的生活经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些综合在一起合成对读者的一个隐约可认的“阅读的期待”)对阅读行为、阅读结果有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他们强调作品的“客观性”,忽略了作者的“主观性”;他们夸大的自己的“主观性”,忽略了作者期待的“客观性”。
试想一想:鲁四老爷这样的人怎能由过去的“恶人”变为“善人”?假设鲁迅再生,怎会对他这样的人怀以“善意”予以褒扬?莫泊桑本来就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来都把批判的锋芒对准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他怎会对爱虚荣、追时髦的个人和群体怀以同情或怜爱?怎会承认自己的笔下的玛蒂尔德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可爱妇人?(他倒是非常同情那个地位低下、受尽侮辱的卑贱民女“羊脂球”。)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规律或法则:与作者思想感情互为发明的可予认定,相矛盾的不予认定。
再看某个版本的《课外阅读文选》,其中有一册中有一篇法国帕特朗散文《月光》,篇幅不长,抄录共享:
一个即将破晓的冬夜,城市还在静穆中酣睡,我从梦中惊醒,好像有人在我耳边轻呼我的名字。
我的房间一片迷茫,月儿身着轻盈的长袍,像一位洁白的仙女,凝睇我睡眠,她还透过彩绘的玻璃窗,对我微笑。夜巡者在街上走过。空旷的十字街头,有一只无家可归的狗在哀叫,还有一只蟋蟀在我炉边鸣唱。不久,周围逐渐沉寂,夜巡者已经走远,有人为可怜的弃狗打开了大门,而倦怠的蟋蟀已经安息。我刚刚醒来,还在赞叹另一世界的种种奇妙,周围的一切对我是空梦一场。啊,当月儿神秘地来到你的床前,用她凄凄的吻把你唤醒,夜半醒来是多么甜蜜!
读物编写者作出了“惊世骇俗”的鉴赏提示:对月儿的描写是第一幅图景,对夜巡者、狗哀叫的描写是第二幅图景,“这两幅图景都是文章的意象,都有所指。第二幅图是法国现实世界的象征。当时欧洲资产阶级虽掌握了政权,但他们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十分不满。第一幅图是作者的幻想,是作者逃避实现的思想反映。阅读本文要注意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怎样表达的。”本来很轻灵的一篇小品散文,可是编写者无端地妄想出个“革命”的东西硬塞进作品里,使得本文忽然变成的一篇分量奇重无比、底蕴深不见底的“大作”。这种无限拔高、无中生有的“惊世骇俗”之论势必把学生引入鉴赏歧路。
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版本的鉴赏误读,那是对朱自清《绿》的奇特的预习提示:“……当时,南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绿》格调清朗,节奏明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洋溢着勃勃生机,正反映出这个时期作者勇于进取的激情。”稍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会发问:《绿》与“革命策源地”“北伐战争”究竟有何关联?这种生拉硬扯的提示离上述“鉴赏歧路”亦不远矣!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教训:涉于政治隐喻的宜慎重,不可妄自揣测。
对朱自清另一篇散文《荷塘月色》的预习提示、鉴赏分析,也同样犯有高唱政治论调的毛病,只不过多少有一些道理(在这一点上与上例有所不同),可是仍然不自觉地滑向了偏斜迷误。请看:“《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作者‘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见朱自清给S君的《一封信》)。”这是提示的引子,后面顺此思路具体地引导学生作政治解读。无独有偶,某个专门研究鲁迅的专家也作了同样的解读:“而像他(指朱自清)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国民党)、共(共产党)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哪)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宁静’实源于此”。后者是站在对立面来反驳前者的,看似差异,实则雷同,其共同特点都是政治性太强,留有过去时代的伪鉴赏的遗迹。至于别的更重要的东西如审美注意、审美期待则付诸阙如。从它的反面提示一条鉴赏教学的教训:多多贴近审美鉴赏。
那种政治性偏强的“鉴赏”,其实不能叫鉴赏,只能称为研究,具体称为考据式研究,热心于政治、历史、事件、作者行事……与审美型鉴赏尚有距离。中学文学鉴赏教学应多顾及审美二字,所谓鉴赏,当以赏心悦目为要,与“美”字不可须臾分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开篇即道:“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把“审美能力”视作语文的三大基本能力之一种,是深谙语文学习之道的,也反映当代语文教学的新理念、新取向。
以上鉴赏话题所涉甚广,稍作归纳、提炼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文学鉴赏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布满荆棘坎坷、歧路陷阱的;文学鉴赏的“领地”“领空”是无限的,但另一方面文学鉴赏总得认定点什么,依循点什么吧。认定什么,依循什么?姑妄言之,一依循文本或作品,二依循作者和时代,三循他人解说,四依循自己客观健康的判断。
会不会有人说,本文提出了种种告诫、警示,是在反对个性化阅读,与创造性鉴赏背道而驰,代表着文学鉴赏流派中的保守一系?不然,本人很严肃地探讨文学鉴赏教学的性质和规律,努力寻求出文学鉴赏的“科学性”。
又想起另一次“惶惑”的经历,那是若干年前,我还是学生,听老师在课上讲鲁迅的《药》,结尾有这样几句:“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有一同学站大胆发表新异见解:“这只乌鸦象征着革命者,它冲天飞去象征着勇敢地去战斗。”老师当即否定这种说法,也没有说出否定的理由,让我至今惶惑。
如果对上述两个文本稍作延展阅读,会发现这种“惶惑”还将延展扩大。试看《教师教学用书》的经典解说,“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被理解为:“在这里正表示诗人要在新时代的大潮里,乘风破浪,鼓桨前进,立誓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既然词中有这样那样的隐喻,那么“鹰击长空”为什么不能挖掘隐喻,理解为革命者奋勇斗争?同理,《药》最后写道:“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这“花”象征着革命者后继有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乌鸦”为什么不能象征着勇猛出击的革命者?
思前想后,不能就文本说文本,必须跳出文本之外,运用鉴赏原理和生活哲理予以阐释,澄清某些误读。“中流击水”暗喻诗人想要积极投身革命浪潮中是显而易见、广为公认的;而“鹰击长空”比附诗人一往无前奋然战斗则属偏激的狭隘的论断,或许作者在此只是观象生情,抒发一下胸中豪壮气概呢?这是明写,未必有暗喻。不过《药》最后肯定有暗喻的。光从文本浅表意义看,乌鸦象征革命者似是成立,但乌鸦代表昏暗、不祥,以其象征惨死的革命夏瑜,岂合于理,何忍于心?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规律或法则:合于情理、广为认定的可予认定,悖于情理、偏激狭隘的难认定。
《我爱这土地》是广为人知的名作,诗中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一般不会遇到理解的困难。不过也有例外,当老师引导学生揣摩“鸟”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时,学生不难理解,可是有的学生偏要问:“‘──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羽毛’象征着什么呀?”老师被问住了,无以应;老师逮着机会问教材编写者,编写者也被问住了,无以应。现在想想,还是无以应。
这类事例还有一些。鲁迅《秋夜》历来被认为象征意义最强的散文诗之一,那“秋夜”通常被理解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象征,而“秋夜”里的各种物象──天空、月亮、枣树、小粉红花、小青虫等,索隐专家都能一一找到其中象征的各色人等,并认为那就是鲁迅暗中所示的。可是“夜游的恶鸟”难倒了众人,有的认为那是暗喻给统治者助威的人群,有的认为那是回荡在天空与原野的反叛的呼叫声,是为战斗着的枣树助威的独行侠,有的则声称“说不好,不好说”。过去、现在都说不清的事,将来也肯定说不清。
同样地,《死水》中的“死水”好理解,“清风”“破铜烂铁”“小珠”“大珠”“偷酒的花蚊”等难以一一找到对应的象征本体。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规律或法则:总体的象征可予认定,局部的难认定。难认定怎么办?是否可以这样告知学生:感知主要形象,体会主要形象的主要特点;对细枝末节,能说清的就说,说不清的可以忽略不计。假如拘泥于琐屑,执著于幽微,迷失于穷途,是不明智的表现。
不过也有人总想在别人说不清的地方“说清”,或者在别人说清了的地方重新“说清”,必欲指误归正而后快,结果贻笑大方。《祝福》中的各个人物形象的定性定位殆无可疑,可是有人偏偏独创新见,说“现在看来鲁四老爷不像我们以前说得那么坏,他应该是个宽厚长者”,试为之平反翻案!又有人对《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在中国的语文课堂上长期受批判表示“愤慨”,也来了大翻案,说她追求美和虚荣是无可非议的,说她诚实、勤奋,说她是个受害的善良人,如此等等,替外国的古人打抱不平。
其实试图“说清”的人和打抱不平的人,或许眼里只有文本本身,只有人物形象本身,或者只认准他自己的感觉和眼力,却不愿顾及作者的写作初衷、作者的创作倾向、作者的生活经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些综合在一起合成对读者的一个隐约可认的“阅读的期待”)对阅读行为、阅读结果有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他们强调作品的“客观性”,忽略了作者的“主观性”;他们夸大的自己的“主观性”,忽略了作者期待的“客观性”。
试想一想:鲁四老爷这样的人怎能由过去的“恶人”变为“善人”?假设鲁迅再生,怎会对他这样的人怀以“善意”予以褒扬?莫泊桑本来就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来都把批判的锋芒对准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他怎会对爱虚荣、追时髦的个人和群体怀以同情或怜爱?怎会承认自己的笔下的玛蒂尔德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可爱妇人?(他倒是非常同情那个地位低下、受尽侮辱的卑贱民女“羊脂球”。)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规律或法则:与作者思想感情互为发明的可予认定,相矛盾的不予认定。
再看某个版本的《课外阅读文选》,其中有一册中有一篇法国帕特朗散文《月光》,篇幅不长,抄录共享:
一个即将破晓的冬夜,城市还在静穆中酣睡,我从梦中惊醒,好像有人在我耳边轻呼我的名字。
我的房间一片迷茫,月儿身着轻盈的长袍,像一位洁白的仙女,凝睇我睡眠,她还透过彩绘的玻璃窗,对我微笑。夜巡者在街上走过。空旷的十字街头,有一只无家可归的狗在哀叫,还有一只蟋蟀在我炉边鸣唱。不久,周围逐渐沉寂,夜巡者已经走远,有人为可怜的弃狗打开了大门,而倦怠的蟋蟀已经安息。我刚刚醒来,还在赞叹另一世界的种种奇妙,周围的一切对我是空梦一场。啊,当月儿神秘地来到你的床前,用她凄凄的吻把你唤醒,夜半醒来是多么甜蜜!
1827年1月27日午夜
读物编写者作出了“惊世骇俗”的鉴赏提示:对月儿的描写是第一幅图景,对夜巡者、狗哀叫的描写是第二幅图景,“这两幅图景都是文章的意象,都有所指。第二幅图是法国现实世界的象征。当时欧洲资产阶级虽掌握了政权,但他们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十分不满。第一幅图是作者的幻想,是作者逃避实现的思想反映。阅读本文要注意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怎样表达的。”本来很轻灵的一篇小品散文,可是编写者无端地妄想出个“革命”的东西硬塞进作品里,使得本文忽然变成的一篇分量奇重无比、底蕴深不见底的“大作”。这种无限拔高、无中生有的“惊世骇俗”之论势必把学生引入鉴赏歧路。
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版本的鉴赏误读,那是对朱自清《绿》的奇特的预习提示:“……当时,南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绿》格调清朗,节奏明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洋溢着勃勃生机,正反映出这个时期作者勇于进取的激情。”稍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会发问:《绿》与“革命策源地”“北伐战争”究竟有何关联?这种生拉硬扯的提示离上述“鉴赏歧路”亦不远矣!由此总结出一条鉴赏教学的教训:涉于政治隐喻的宜慎重,不可妄自揣测。
对朱自清另一篇散文《荷塘月色》的预习提示、鉴赏分析,也同样犯有高唱政治论调的毛病,只不过多少有一些道理(在这一点上与上例有所不同),可是仍然不自觉地滑向了偏斜迷误。请看:“《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作者‘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见朱自清给S君的《一封信》)。”这是提示的引子,后面顺此思路具体地引导学生作政治解读。无独有偶,某个专门研究鲁迅的专家也作了同样的解读:“而像他(指朱自清)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国民党)、共(共产党)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哪)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宁静’实源于此”。后者是站在对立面来反驳前者的,看似差异,实则雷同,其共同特点都是政治性太强,留有过去时代的伪鉴赏的遗迹。至于别的更重要的东西如审美注意、审美期待则付诸阙如。从它的反面提示一条鉴赏教学的教训:多多贴近审美鉴赏。
那种政治性偏强的“鉴赏”,其实不能叫鉴赏,只能称为研究,具体称为考据式研究,热心于政治、历史、事件、作者行事……与审美型鉴赏尚有距离。中学文学鉴赏教学应多顾及审美二字,所谓鉴赏,当以赏心悦目为要,与“美”字不可须臾分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开篇即道:“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把“审美能力”视作语文的三大基本能力之一种,是深谙语文学习之道的,也反映当代语文教学的新理念、新取向。
以上鉴赏话题所涉甚广,稍作归纳、提炼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文学鉴赏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布满荆棘坎坷、歧路陷阱的;文学鉴赏的“领地”“领空”是无限的,但另一方面文学鉴赏总得认定点什么,依循点什么吧。认定什么,依循什么?姑妄言之,一依循文本或作品,二依循作者和时代,三循他人解说,四依循自己客观健康的判断。
会不会有人说,本文提出了种种告诫、警示,是在反对个性化阅读,与创造性鉴赏背道而驰,代表着文学鉴赏流派中的保守一系?不然,本人很严肃地探讨文学鉴赏教学的性质和规律,努力寻求出文学鉴赏的“科学性”。
如今语文界有关个性化、创造性的讨论热闹非凡,而与之相伴的规范化、公理性的呼声寥寥无几,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本人主张文学鉴赏最高境界是个性化与共性化的统一,是无穷开拓的勇敢精神和疆域边界的理性认定的统一。所谓文本就是由无限空间和有限疆界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场”,读者的接受不可能有“场”无边或干脆取消这个“场”。在这点上,本人不全然认同接受美学的“全读者”论和“无作者”论。就像任何辩论场上的正方、反方都希望使自己的言词让听众观众感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一样,文学鉴赏的“意料之外”就是创造性带来的震撼效果,这里的“情理之中”就是规范、事理、法则的力量征服人的效果。
在此敬告一言:文学鉴赏本是创新与循规左右悬荡,创造性思维与规范性思维必须并重。个性化阅读、创新型鉴赏可以也应该众口异词,但规范化思维暗自贯穿、铺垫于其中,好比花朵无论千姿百态、千颜万色,地底下的根须和土壤都大体是一色的。
刘真福,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7号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刘真福,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7号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原文链接:人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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