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 ：《典论·论文》与《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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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人的长处与短处；二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
陆机的《文赋》，较《典论·论文》有显著的进步。《文赋》的题义，不是以赋体来讨论文学问题，而是敷陈为文的情状，犹如《江赋》、《海赋》一样。所以，它的中心内容，是以自己的甘苦结合对他人之作的体会，描述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属于创作论的范畴，但和一般的理论探讨不一样，有很浓厚的心理学意味。其中构思活动、灵感现象等，都是微妙而不容易把握的重大问题，作者都作了称得上深入细致的描述。讨论这样的内容，表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作者首先言作文之由，一是有感于外物，一是有感于前人的作品，强调创作的欲望源于生活的感动和对美文的爱好。一开始，就表明他所要探讨的对象偏重于艺术性作品。既而讲构思的过程，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文字：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创作的开始，是高度活跃的、无定规的一连串想象与联想，可上重天，可下九泉，而不是枯燥的理性思索。这就是今人所谓“形象思维”。这个问题，是过去从未有人触及的。同时这里还提出文贵独出心裁，不蹈袭前人。
以后说进入写作的情况：意和辞的关系，各种文体的特点，应当掌握的关键和容易出现的毛病。这里也有许多好的看法。如谈风格问题，指出各种文学作品，由于作者的好恶和作品所涉事物的不同，呈现为纷纭复杂的面貌；各种文体，由于性质不同，也各具特点。对于诗，作者强调其特点是“缘情而绮靡”，表现了他对文学的情感因素的重视，和对华美风格的爱好。谈作文关键，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即要注意声音的和谐，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声律问题；又提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即文章应有警策之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最后又有一节专谈感兴即灵感问题，也是绝妙文字：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作者将这种微妙的现象，描绘得何其生动！
总之，在《文赋》中，我们看到作者很少受传统文学观的束缚，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对于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感性活动而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特征，作者提出了深刻的认识，这使人们对文学的特质，有了新的理解。《文赋》的各种论述，给予后代文学批评家以重要的启发。如《文心雕龙》以“言为文之用心”为写作的宗旨，就是本于《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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