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环境来说，自梁朝建立至侯景之乱，武帝萧衍当政达四十七年之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政权稳定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并都有一定的创作成就和理论上的建树，也刺激了文学的兴盛。正如《南史·文学传序》所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梁代许多文学家有较强的理论意识。与刘勰、钟嵘等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有所不同，他们往往不是全面地讨论文学，而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着重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与当代文风的演变，关系特别密切。

这里最突出的是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抒情特征的重视。当时有一种将文学的标准与社会的伦理标准分离开来，单纯从艺术的要求来看待文学的倾向。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此所谓“放荡”，就是摆脱束缚的意思。作为帝王，萧纲等人绝不是不重视道德对于维护其政权及社会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萧纲教训儿子要“立身谨重”；但在他们看来，文学纯属于个人感情的、审美的范畴，所以不妨“文章放荡”。对于诗文的评价，当时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

这些看法，比较前人更为彻底地排斥了视文学为政教工具的儒家观点。但也应该指出：从理论上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及抒情性，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则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从梁代帝王、贵族的狭窄的生活中产生的文学作品，难免带有先天的缺陷。

梁代文学除表现了魏晋以来流行的常见题材，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以描摹女性容貌举止为中心，也包括传统闺怨题材的宫体诗，一是以边塞风光及战争生活为中心的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从渊源关系来说，宫体诗是齐代出现的艳情诗的发展；边塞诗作为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审美效果的创作，始于鲍照，但除他以外，同时作者甚少。到了梁代，边塞诗的写作才成为普遍现象。

梁代文人在理论上特别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过于书面化的、典雅深奥的语言风格，提倡雅俗结合，要求文学语言浅显流畅并具有音乐性的效果。这在萧纲、萧绎的文论中有所表述，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一方面批评鲍照的作品过于近俗，同时激烈地攻击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文体是：“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他认为理想的风格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种看法代表了梁代文人比较普遍的认识。

而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也正是因为过于深奥曲折的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造成阻隔，使畅达抒情变得困难。

这些要求自然地贯彻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梁书·庚肩吾传》说，自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诸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梁代，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也就是说，他们把诗歌的律化又推进了一步。并且，在诗歌（也包括一些辞赋和骈文）中运用声律手段，不仅是上述诸人，而是扩展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梁代文人的创作中，模仿民歌的成分也在大量地增加。所以，梁代文人诗的语言，或以清新见长，或以轻靡流丽争胜，而很少有滞重生涩、深奥曲折的毛病。可以说，西晋以来文人诗过度雅化，语言繁密深重的现象，经过宋代的鲍照、汤惠休，齐代的谢朓、沈约等人的努力，到了梁代得到全面的改变。梁代诗风的演变，决定了此后诗歌语言风格的主导方向，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在上述背景下，在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因为七言诗比五言诗更为舒展而富于音乐感，也更为和婉动人。在此以前，除鲍照以外，几乎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一诗型。而在梁代，以现存资料而言，七言诗的作者有十余人，作品数量在百篇以上（包括含七言句的杂言诗）。这就扩大了七言诗的阵营，使之成为堪与五言诗比肩的重要形式。梁代七言诗与鲍照的作品颇有不同。即使是杂言的，句式组合也较有规律，不像鲍照《行路难》那样，节奏错综变化，而大多是齐言体。从中产生了一种篇幅较长、隔句押韵、数句一转韵的极富于音乐感的七言歌行（如吴均的《行路难》，萧绎、王褒的《燕歌行》等），以后成为陈、隋及唐人常用的一种形式。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均由此生。

七言歌行通常不注重对偶，但个别篇也有向五言诗取齐，以八句为一篇、讲究对仗的情况（如萧纲和庾信的《乌夜啼》），这就形成了七律的雏形。所以清刘熙载《艺概》说庾信《乌夜啼》“开唐七律”（此诗作于梁）。此外梁代还出现了许多七言四句的短诗，与后代七绝也有一定渊源关系。所以说，梁代是七言诗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

由于梁代文人的文学观，实际是以诗歌的标准为中心，所以当时辞赋也有很明显的诗化倾向。尤其是一些抒情小赋，大量掺用五、七言诗句，有时甚至超过半数以上。而长篇的七言歌行，也往往使用辞赋的铺排方法，形成诗赋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特点，影响甚大。

一、萧衍父子

萧衍（４６４—５４９）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与齐帝室为同宗，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晚年因自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攻破都城，他饥病而死。萧衍在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称帝后对于文学的爱好依然不衰。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现存诗作九十余首，半数以上是乐府诗，而且大都模仿南朝民歌。如《子夜四时歌》十六首，与民歌可谓无所区别、维妙维肖。除了仿作，他还依照西曲制作了《襄阳蹋铜蹄》、《江南上云乐》、《江南弄》等新曲。其中《江南弄》七曲均以七言句与三言句组合而成，有固定的格式，故后人论词的起源，或追溯及此。其音节轻快优美，如第三曲《采莲曲》：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和云：采莲渚，窈窕舞佳人。）

除了乐府诗，萧衍的其他一些诗篇，也有模仿民歌风格的。以他的特殊地位而如此爱好民歌，对梁代诗风的演变，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萧统（５０１—５３１）字德施，武帝长子。立为太子而早卒，谥“昭明”，故后人习称为昭明太子。史传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可见他对文学的兴趣。围绕着他的太子东宫，一度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学集团。《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曾参与其中。但萧统本人的创作，以现存的几首诗来看，都是平庸无奇的。只是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却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所录始于先秦而迄于梁，而以魏晋以后作品占据较大比重。按文体和题材分类编排。在编选中明确注意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所以除了诗、赋二大类，对于文章，主要选能独立成篇而又富于文采的。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被排除。这种区别方法，不尽符合现代的文学概念。比如对历史著作，不收人物传记，而只收录了一部分史传的论赞，因其较讲究文采。这是当时人对文学的一种认识。但不管怎样，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收录作品的标准，则明显偏向文人化的典雅华美，与当代重视雅俗结合的新风气有所不同。所以收入辞赋特别多。在诗歌部分，各时代分别最受重视的诗人是曹植、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诸人。民歌以及风格近俗的文人诗则选得很少。因此全书成为传统的文人文学的一次总结。尽管有这样的不足，《文选》毕竟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但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也为后代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在唐代这部书就受到高度重视，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诗中，也叮嘱他“熟精《文选》理”。
　　

萧纲（５０３—５５１）即简文帝，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死后，他被继立为太子。及至侯景叛乱，武帝去世，他又做了两年傀儡皇帝，终于被杀害。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了梁、陈、隋、初唐，而且在晚唐、五代及至更后来的诗与词中继续留下它的痕迹。所以，不管后人评价如何，它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所谓“宫体”首先是指诗歌而言。“宫”即太子东宫。萧纲为太子时，围绕着他形成一个以东宫僚属为主要成员而影响颇为广泛的文学集团，他们的一部分诗歌，专写男女之情（包括传统的闺怨题材），以及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乃至生活环境、所使用的器物等等，形成显著特征，即被称为“宫体诗”。同时，宫体诗也有特定的语言风格，主要是辞采秾丽、描写细巧、音乐性强。五言诗普遍注重声律的和谐，是永明新体的进一步发展；七言诗轻快流转，具有民歌风格。除了诗歌，他们的部分辞赋也有上述特点，有时也被称为“宫体赋”。后人在使用“宫体”这个概念时，并不很严格。有时兼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而言，有时仅指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除了萧纲等文学集团外，萧绎的文学集团以及萧子显等人，也有类似的创作，可以归于广义的宫体派。
　　

宫体诗常常被认为是当时宫廷内荒淫生活的反映。然而，帝王在妃嫔成群的后宫中私生活是否严肃，实在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若以一般封建道德标准去衡量萧纲文学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其生活态度至少没有特别可以指责的地方。以萧纲本人而言，《梁书·简文帝纪》称其“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有人君之懿”，评价颇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当时整个文学背景来寻找原因。《梁书·徐摛传》（徐是萧纲的老师）述“宫体”之称的来由，说：“摛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变，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由斯而起。”
　　

由此可见，宫体诗首先是梁代文人普遍的“新变”意识的产物。而萧纲的文学观，是明确反对儒家伦理的约束，在他们看来，文学中描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体貌，是一种有价值的美的创造。还有，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从齐代的艳情诗开始，这一类诗歌的产生同南朝民歌的影响有密切关系。通常用以概括宫体诗的“轻靡绮艳”四字评语，也完全可以用来概括南朝民歌。当然，宫体诗与民歌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下面是萧纲的一首比较典型的宫体诗《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这首诗描写一个青年女子睡态的美。为了不过分越轨，末二句特意点明：在一旁相伴的是其丈夫。

以本篇为例，拿传统的表现女性美的文学作品与宫体诗相比，可以看到以下区别：前者通常需要伴随一个或真实或仅作为虚饰的道德性主题，而宫体诗没有这样的主题，仅是单纯地描绘女性之美；前者多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以造成品赏心理上的距离，宫体诗则用切近的眼光和真实、细致的笔法来表现，得到不同的效果。由于儒家文学观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与道德功用，而且萧纲的特殊身份照理更负有维护传统道德的责任，所以宫体诗从唐代开始，一直受到严厉的批判。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应当承认单纯表现女性体貌之美，是文学中可以而且应该存在的内容。至于说“色情”成分，至少在梁代宫体诗中并不显著，无论比汉魏的辞赋还是南朝的民歌，都不见得更突出；萧纲这一首典型的宫体诗，恐怕也谈不上“色情”二字。其实，宫体诗真正的缺陷，主要在于它大抵是以男性的品赏眼光来描绘女性，而且缺乏民歌中那种率直、大胆、热烈的情感，显得柔靡无力。
　　

但尽管宫体诗存在一些缺陷，它毕竟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表现的范围；尽管它在理论上遭到严厉指斥，仍旧在事实上广泛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即以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三大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中无不留有明显的宫体诗风的痕迹。
　　

除了宫体诗，萧纲还有许多咏物写景之作。他好像是一个感觉神经特别纤细的人，喜欢也擅长写细微的景象。如《赋得入阶雨》：
　　

细雨阶前入，洒砌复沾帷。渍花枝觉重，湿鸟羽飞迟。倘令斜日照，并欲似游丝。
　　

全诗尤其最末两句的纤巧细腻，令人惊叹。这种写法在萧纲诗中很常见，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美、一种特点。
　　

不过，在理论上，萧纲也很注重文学的力度。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列举适宜于诗的素材，特别强调了边塞生活。他也写了不少边塞诗，只是未能真正表现出激烈、雄壮、开阔的意境。显得力不从心。但从边塞诗的发展，尤其是从边塞诗的审美追求过程来说，应该提到一笔。
　　

为了张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萧纲还命徐陵编了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专收自汉迄梁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中心部分是当代的宫体诗。它与《文选》似有对立的意识，如《文选》崇雅而《玉台》趋俗，《文选》不重民歌而《玉台》收录尤多。所以有许多《文选》未收的优秀作品赖此得以留存，其中包括古代最杰出的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
　　

《玉台新咏》的编排，按五言诗、七言诗（包括杂言）、五言短诗（即后世的五绝）分列。这也表明：七言诗与五言短诗在梁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足以区别于传统的五言古诗而各自独成一体了。
　　

萧绎（５０８—５５４）即梁元帝，字世诚，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镇守江陵。平侯景之乱后即位称帝，西魏军攻破江陵时被杀。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风格，均与萧纲相近。七言乐府《燕歌行》音节流荡，在梁代同类诗中较有代表性：
　　

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时别夫婿，金羁翠眊往交河。还闻入汉去燕营，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晓，遥遥夜夜听寒更。自从异县同心别，偏恨同时成异节。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并海连天合不开，那堪春日上春台！乍见远舟如落叶，复看遥舸似行杯。沙汀夜鹤啸羁雌，妾心无趣坐伤离。翻嗟汉使音尘断，空伤贱妾燕南垂。
　　

这也是一首宫体风格的诗作。全篇分为五小节，除开头一节六句外，其余均四句一转韵，转韵时第一句押韵脚，整齐中见变化，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后世长篇歌行四句一转韵的格式，即由梁代这一类诗作而来。此外，萧绎的《荡妇秋思赋》（“荡妇”指游子之妇），也可以代表所谓“宫体赋”的风格。语言浅显，色彩艳丽，描写细致，音节流畅，情意婉转。开头部分，“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中间“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能以浅语写深情，情景的衬托也是成功的。

二、沈约、范云、任昉

沈约、范云、任昉，原都是“竟陵八友”中的人物，由齐入梁。沈约和任昉，当时又有“沈诗任笔”的并称。尤其沈约，是齐代和梁代前期文坛的领袖，对齐梁文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家世仕宦。父沈璞于刘宋元嘉年间被诛，约潜逃得免，后乃遇赦。他自幼流寓，孤贫无助，而笃志好学，博通群籍。仕宋、齐、梁三代。萧衍篡齐时，他参与决策大计，为佐命之臣，建梁后封侯，官至尚书令。沈约学兼文史，著述丰富。除诗文辞赋外，主要尚有《宋书》、《四声谱》等。
　　

在齐梁文学中，沈约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他是齐永明时代“竟陵八友”的首要人物，是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和“新体诗”的主要实践者之一。第二，他很早就提出诗歌语言应当浅易易懂，注意雅俗结合。颜之推《颜氏家训》引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第三，他的诗歌中有很多模仿民歌的作品。钟嵘《诗品》说他“宪章鲍明远《鲍照》”，“长于清怨”，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在这些作品中，有十几首七言诗，又有好多首艳情之作（如《六忆》、《夜夜曲》等），直接影响了宫体诗风的形成。萧纲也把他和谢朓视为楷模。第四，梁代诗、赋的相互渗透，也与沈约有关。他的《愍衰草赋》、《天渊水鸟应诏赋》，都大量使用诗句，显示新变。沈约既是文坛的前辈，政治地位又高，所以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特别喜欢奖拔人才。刘勰写成《文心雕龙》，特地献给沈约，受到赏识，因而见称于时。
　　

不过，作为诗人，沈约并不算很杰出。胡应麟《诗薮》说他“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意思说，沈诗富于学识素养，但感人的东西却不多。总体而论，这批评是中肯的。但并不能说他没有好作品。沈约是梁代留存诗篇最多的作者之一，加以精选，光彩自见。如《伤谢朓》、《别范安成》均是真情流露之作。后者如下：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范安成即范岫，齐代为安成内史。此诗前四句言年少时视离别为寻常事，及至衰暮，来日无多，则恐一别之后，再见为难。后四句情意深长，令人感动。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也曾化用本篇中的句子。
　　

此外，沈约几篇写景诗，语言清秀明丽，声韵和谐，意境也很美。如《早发定山》、《石塘濑听猿》等一向受到较高的评价。前一首如下：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
　　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
　　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范云（４５１—５０３）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的经历与沈约相仿。仕宋、齐、梁三代，佐萧衍立国，官至尚书右仆射，封侯。也以诗见称。钟嵘《诗品》说：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形象地指出了他的诗歌特色。 

巫山高不极，白日隐光辉。霭霭朝云去，溟溟暮雨归。
岩悬兽无迹，林暗鸟惊飞。枕席竟谁荐，相望空依依。（《巫山高》）
　　

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沧流未可源，高飘去何已。（《之零陵郡次新亭》）

《巫山高》是乐府旧题，咏巫山神女的故事。这里运用了声律手段，取得了音节和谐、字面明洁的效果。后一首代表了范诗的一种显著特点：用语浅而不俗，词汇巧妙地重复出现，使得音节、意象衔接回环，婉转优美，此所谓“流风回雪”之妙。末二句意境开远而潇洒。
　　

任昉以“笔”见称。据他说晚年对“沈诗任笔”的说法不服气，也曾转而致力于诗，但终于无所成就。在南朝的文学概念中，“笔”与“文”相对，指的是实用性的文章。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文”的重视。不过，“任笔”也是讲究修辞的，所以《文选》中收录他的章表书启等各体文章特别多。其基本特点是整饬严谨，多用典故，渊雅而有理致。唯有《奏弹刘整》一文只是质朴平实地叙事，较为特别。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的文学性毕竟不强。

三、江淹、刘峻

江淹、刘峻都是出身低微的作者。他们的创作，往往同自己的坎坷经历有关。
　　

江淹（４４４—５０５）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父亲做过县令。淹少孤而家贫，爱好文学，有才名。自宋代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很不得志。至萧道成（齐高祖）执政而后建立齐朝，他受到赏识，逐渐显达。后又依附萧衍，在梁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史传称其晚年才思减退，当由富贵尊荣之后，创作缺乏激情所致。现存诗文，基本上也都是在宋、齐时所作。有《江文通集》。
　　

江淹的诗以善于模拟著称。其文集中标明模仿前人的，就有《效阮公诗十五首》、《学魏文帝》、《杂体三十首》等。《杂体三十首》的用意，据诗前自序，是反对某些诗人固守一格的态度，试图通过学习汉魏以来众多名家的风格，追踪五言诗的源流，达到广采博取的目的。其中大多数，从内容、篇制、用辞等多方面看，也确实能够酷肖前人唇吻。尤其是拟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阮籍的几篇几乎可以乱真。由此可见作者在体会、钻研前人的作品上花费了很大精力。
　　

但模拟终究不能代替创造。并且，由于性格、经历、趣味的限制，一个作家要兼擅各种不同的风格毕竟是困难的。江淹的模拟诗虽然也有学得苍凉厚重的，然非其本色。他写自己生活的作品，无论写景、抒情，都少有深刻、雄壮的笔力，而喜欢参用楚辞、古诗中的语汇，写种种迷惘的、不很确定的伤感，以清丽幽怨见长。刘熙载《艺概》说：“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体会较为准确。 

　　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枫。水夕潮波黑，日暮精气红。
　　路长寒光尽，鸟鸣秋草穷。瑶水虽未合，珠霜窃过中。
　　坐识物序晏，卧视岁阴空。一伤千里极，独望淮海风。
　　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赤亭渚》）
　　

此诗写客游中岁暮的悲哀，但不只是简单的思乡之情，还渗透着人生无所着落，不知何往的迷惘。这诗在江淹作品中，已经算意境阔大的了。

江淹又是南朝著名的赋家，他的文学声誉，主要还是得之《恨赋》和《别赋》这两篇名作。二赋的写作，与江淹早年的遭遇有极大关系。但他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抒写自己具体生活经历中的感情，而是从自身的体验推衍开来，将憾恨与别离视为人类的普遍遭遇，再通过一一举例或分门别类的方法具体描摹，充满了悲伤的情调，容易触发读者的同感。尤其是作者善于用精丽的语言、移情的笔法，描绘出各种特定场合中的环境气氛，衬托各类人物的憾恨之情、离别之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其中《别赋》尤为出色。因为“恨”的内容太广泛，无法在一篇短赋中写得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别”实际只是“恨”的一种，较容易把握。文中先从行者与居者两面总述别离之悲，然后分写各类人物、各种情形的别离，以见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普遍性，并达到反复渲染的目的。写侠士以死报恩、与家人诀别的景象是：“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有慷慨悲壮之气。写游宦者之妇的四季相思是：“春宫閟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长！”有缠绵不尽之哀。写情人之别，则于忧伤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恨赋》、《别赋》，既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的伤感，客观上也反映了南朝社会的时代的伤感，同时，作者又是把这种伤感作为一种艺术的美来追求的。这也是南朝文学的普遍现象之一。
　　

刘峻（４６１—５２１）字孝标，平原（今属山东）人。幼时与母亲同为北魏兵掳掠为奴，母子一度出家为尼、僧。南归后入仕，沉沦下僚。梁初典校秘书。因任性露才，为武帝所嫌恶，终于一生坎坷。刘峻在北方时即刻苦求学，南归后更博览群书，人称“书淫”。注《世说新语》，引书数百种，保存了大量古代资料，为世所重。
　　

梁代文章，一般都趋向轻巧流丽，而刘孝标《辩命论》、《广绝交论》，篇制宏大，立论高远，情调激越，在当时可谓别具一格。
　　

《辩命论》的主旨，是说天命不可知、不可求，与人的才智及善恶无关，亦非鬼神所能干预，着重抒发怀才不遇之士对自身命运无可奈何、愤愤不平的牢骚。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说，实际是肯定了各人的遭遇均缘自自身，有合理性；刘峻则强调“命”只是人不能不受其支配的东西，无所谓合理。并且，由于文中大量铺叙善不得报、才无所用的事实，实际是指出了现实中充满了不合理的现象。《广绝交论》为推演东汉朱穆的《绝交论》。写作的契机，是因任昉生前喜奖掖人士，死后其诸子穷困潦倒，无一人相助。文章由此出发，历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均以利相交的丑恶现象。二文均以铺排见长，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又使用南朝骈俪句式，深于刻画，读来音调铿锵，气势凌厉，辞采精工，情致淋漓。如《广绝交论》中的一节：

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炉捶万物，吐漱兴云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四、丘迟、陶弘景

丘迟（４６４—５０８）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梁时官至司徒从事中郎，以文才见称于时。陶弘景（４５２—士，仕齐拜左卫殿中将军，入梁后隐居不出，但武帝有朝廷大事辄遣使咨询，人称“山中宰相”。二人的书信体文章，各有特色。

丘迟有《与陈伯之书》。天监初，丘迟以记室身份随临川王萧宏北征，原为梁朝大将而降魏的陈伯之率兵相拒，丘迟受命作此书劝降。这虽是一篇骈文，形式上限制很多，却能自由挥洒，写得委婉曲折，收纵自如。文中责之以义，宽之以恩，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情，威之以力，从各方面打动对方，使陈伯之悔悟归降。如开头一节：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省之小志，慕鸿鹤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先不指斥对方，而盛赞其往日在齐、梁换代之际，追随梁武帝之明智英武，以求得心理上感情上的接近，然后笔锋陡然一转，从民族意识出发，斥责他投降异族的行为，气势逼人而来。这以后，文章又历数梁朝对陈伯之家室的礼遇，以及北魏形势的危险，说明利害关系。而后荡开一笔，写下一段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以优美的文字写出江南宜人风光，激发对方的故国之思，可谓神来之笔。结末一节在委婉的语气中暗蕴威胁之意，也是煞费苦心。

通常，骈文宜于描写抒情而短于说理，富文艺之美而难以实用，丘迟却能较好地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他的另一篇《永嘉郡教》，是应用文字，又似抒情小品，也是同样特点。陶弘景长年山居，对自然风光的美好深有体验。他的《与谢中书书》说：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短短几句，写山水林木，晨昏景象，文字简淡清新。作者并不着力于刻画，只是淡淡地勾出几个富有特征的片断，却是有声有色，让读者通过联想组织成完整的画面，有一种高逸的趣味。

五、何逊、吴均

何逊（？—５１８）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其家虽世代仕宦，但名位不高。逊八岁能诗，二十岁左右举为州秀才。曾与吴均一起为梁武帝所宠信，但很快就失意。一生中主要以文才为诸王幕僚，卒于庐陵王萧续记室。有《何记室集》。
　　

何逊现存九十余首诗作中，有一小部分明显带有艳体诗的特点，如《咏舞》：
　　

管清罗荐合，弦惊雪袖迟。逐唱回纤手，听曲转蛾眉。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日暮留嘉客，相看爱此时。

此篇写舞女美妙的情态，描绘很细，结尾有暗示的意味。何逊去世时，萧纲才十六岁，所以这一类诗自然是在宫体诗盛行以前写作的。由此可知，在描写女性的美和表现艳情内容方面，在齐梁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越来越突出的趋势。

何逊诗歌最集中的内容，是羁旅与酬答，两者往往又结合为一体。这些作品均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颇有谢朓的风致。但比起谢朓来，何逊诗在语言的锤炼上，用功更深。谢诗常常以出语天然取胜，何诗则主要以修辞的简练精当擅场（唐代二大诗人，李白偏爱谢朓而杜甫偏爱何逊，也从侧面反映了何逊与谢朓的区别）。在写景方面，何逊更注意与抒情的密切结合。在谢朓诗中，还是有单纯把自然景象作欣赏对象来描写的情况，而何逊诗中，景物与主观情绪完全融为一体，服从抒情的需要。所以，何逊诗在语言、声律及意象选择与抒情的配合诸方面都更接近唐诗的风格。

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
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临行与故游夜别》）

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
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零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慈姥矶》）

这二首都是何逊的名作，能够体现他的一般特点。类似以写景与抒情结合见长的诗句，在他的集子中所在多是，如《下方山》：“寒鸟树间响，落星川际浮。繁霜白晓岸，苦雾黑晨流。”《还渡五洲》：“萧散烟雾晚，凄清江汉秋。沙汀暮寂寂，芦岸晚修修。”这些诗合在一起看，又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所抒发的感情大多是客游的孤独和忧愁，所写的景物大多是暮色、夜景，两者巧妙地相互映衬。这种重复，不仅与作者的实际经历有关，无疑也是对审美效果的有意追求。而何逊的成功在于此，不足也在于此。因为尽管所写的具体景象不同，但意境、格调并没有多大差别，多读就不免觉得单调。

何逊的五言绝句中，也有几篇佳作，其中《相送》最为著名：

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

总的特点仍与前面所述一致。但由于篇幅较小，后二句写景中又蕴涵着很强的动势，所以就显得颇有力度，不像其他诗那样平稳。

何逊年轻时受到范云的赏识。范云曾说：“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古今，见之何生矣。”（《梁书》本传）这一评价对了解何逊很重要。就是说，何逊既接受了当代文学中很多新的因素而加以发展，主要的风格又与齐梁时代逐渐盛行起来的绮艳流荡不同，能够独标一格，于浅显中见其清雅精炼。他的修辞纯熟与情景密合的特点，受到唐代诗人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杜甫，一再说：“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能诗何水部”（《北邻》），很是倾心。杜诗中也有很多羁旅之作，写法每常与何逊相近。他还把何诗中的佳句改造翻新，如《江边小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二句，即出于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

吴均（４６９—５２０）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出身寒门。一生仕途不利，居于下僚。官至奉朝请。爱好史学，晚年受命撰通史，未成而卒。
　　

吴均在梁代与何逊齐名，但二人的诗歌风格并不相同。《南史·吴均传》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此所谓“清拔有古气”，主要指吴均的五言诗语言比较质朴，对仗不务工巧，而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

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锷边霜凛凛，匣上风凄凄。寄语张公子，何当来见携。（《咏宝剑》） 

吴均的五言诗大都如此，既吸取齐梁诗之长，组织严整，亦多用对偶，而句法、格调却接近汉魏古风，不为巧丽，在当时独标一格。其中内涵厚重的，写得比较成功，而泛泛酬答之作，即使语言简古，也难以显出气势来。另外，他还写了不少边塞诗。如《胡无人行》：

剑头利如芒，恒持照眼光。铁骑追骁虏，金羁讨黠羌。
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 

梁代写边塞诗的人很多，但少有如此雄壮之作。可见他的语言风格与这一类题材尤为相合。

吴均另有七言《行路难》五首。这些诗基本上属于转韵的齐言体，与萧纲、萧绎等人的七言歌行相似，为梁代的新变诗体。而吴均生活年代早于萧氏兄弟，此诗的写作可能也较早。所以它们在七言歌行的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是南朝最杰出的写景小品之一，如画如诗，引人入胜：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与陶弘景《与谢中书书》不同，此文以善于刻画见长。语言的精美生动，更胜一筹。起笔四句，意境清明高远，写出人心的澄虚、自由。而后逆接一笔，点出具体所在，而总括以“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八字。以下摹写水之清澈急猛，山之高峻奇伟，环境之幽深秀美，无不如在眼前。尤其以动势描绘静山，将心理感觉移注在客体上，给读者的印象更为深刻。较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虽壮丽雄浑不如，而清奇俊秀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