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佛教，他自幼和和尚住在一起，最终又决意出家，浸染自深。不过在《文心雕龙》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偶有佛教语词。
　　

《文心雕龙》写成于齐代。就其本来意义说，这是一本写作指南，而不是文学概论。书名的意思，“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学。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具有理论性质。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杂文》、《谐隐》两篇文笔相杂），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经纬交织。《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是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的集合。作者用折衷牵合的方法，构筑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内中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一特点，在讲“文之枢纽”的开头五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原道》首先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汉语的“文”字，本有多重涵意。其本义为纹理，引申为美饰、华采，又引申为文章。这里数义并用，主要是说明：文章生于道，而道是万物的本源，所以文章具有崇高的价值；天地山川乃至动物的羽革、草木的花叶都是美丽的，证明道有美的显象，文章也是道的显象，所以文章的华美是自然现象。这显然是六朝文学风气的反映。这里需说明：六朝文人所说的“自然”，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朴素自然”。他们认为华美也是自然的。《文心雕龙·丽辞》甚至说，对偶的辞句犹如人们的手足自然成双，单行的辞句反而不自然。
　　

应该注意，刘勰这里所说的“道”与后来唐宋古文家所说的“道”不尽相同。他是指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伦理之道。天道自然，这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命题，从这里本可引申出顺遂万物本性，反对人为拘束的观念，但刘勰接下去却把自然之道与儒道相互捏合，认为儒家圣人的经书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般人不能够深刻体悟道的神奥，所以要“征圣”——向圣人学习，要“宗经”——效仿经书的榜样。这实际是玄学中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由此建立了以雅正为最高准则的文学要求。所谓：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至此，刘勰既以“道”的名义，赋予六朝美文以崇高的地位，又以同样的名义，要求各种文章符合于雅正规范。他又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即楚辞、汉赋以来，文学作品多有不够雅正的毛病，应当“正末归本”，返回到经典的规范之内。《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紧密联为一体，构成刘勰文学思想的中心。但字面上虽然说得圆通，矛盾还是很多的。儒家经典，本来是质朴的文字，他非要说得美轮美奂；六朝美文，与楚辞、汉赋的关系最近，如何能宗经归本而不失其美质？
　　

《正纬》、《辨骚》也作为“文之枢纽”，着眼点却不同。前者说纬书的奇特想象和富艳辞采有益于文章写作，后者的意义更重要。这里虽同《宗经》篇有一致之处，首先辨明楚辞的代表作《离骚》有不合于经者四点，合于经者四点，实属破碎迂腐之论，但又自我背离，对楚辞的文学意义给以高度赞扬：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夫》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这里对楚辞作品中“绮靡”、“伤情”、“瑰诡”、“慧巧”、“耀艳”等并不符合雅正规范的特点，均表示赞赏，后面对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及其对当今创作的价值也作了充分肯定。这表明刘勰虽以宗经为大前提，但对文学中的艺术创造仍然是很重视的。不过，刘勰对楚辞的肯定，主要是从艺术性的一面着眼，他所设想的理想境界，是以经典的雅正为主导，而参酌以骚体的奇丽：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
　　

这种设想似乎不错，其实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为骚体的奇丽，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雅正规范的结果，而不仅是语言修辞之美。所谓“以正驭奇”，即使能吸收骚体的某些优点，也难于发扬其原有的生气。
　　

通过以上分析，《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已可以大致了解。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

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

三、应当注意到，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

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这些批评有些是正确的（如对后者），有些仍有些守旧倾向（如对前者）。但不管怎么说，以返归经典作为文学发展的出路，总是弊大于利。
　　

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种规范的、雅正的，同时又富于美感的文学准则，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态。
　　

《明诗》以下二十篇，是《典论·论文》、《文赋》等批评著作论文体之别的继续，但要细致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简短的文体小史，虽未必无误，但多见精彩。如《明诗》说建安诗的特点，谓之“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说正始诗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感受敏锐，概括精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先导的意义。论各种文章之风格特征，亦能举其大要。
　

第三部分的前几篇，围绕具体的文章写作（主要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说创作的构思，承《文赋》而来，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细致描述了创作活动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现象，从而探讨了从形象思维到语言表现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体性》篇指出，由于作者才学修养不同，形成典雅、远奥等八种主要的不同风格，进一步发展了曹丕、陆机的意见。文中举前代名家为例，对他们的为人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有很好的概括。《风骨》篇要求文学作品应有充沛的生气（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内容）和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从而达到刚健明朗的美学效果。以后“风骨”成为文学批评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变》篇论新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这一节赞语，表现了作者对文学的健康态度，可惜又说“还宗经诰”、“参古定法”，毕竟还是显得拘谨。《情采》篇论情志与文采的关系，力主华采，但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对六朝文学中“繁采寡情”的现象提出针对的批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以后《熔铸》、《声律》等十篇集中谈修辞问题，对声律、骈偶、用典等当代文学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专门讨论修辞的文章还不曾有过，所以，《文心雕龙》在修辞学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四部分脱离了具体的写作（只有《物色》兼及写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有关文学的问题。《时序》论历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推求文学演变的原因，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者主要从政治状况、社会风气、统治者的好恶等几个方面论述文学的兴衰，注意文学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的论文。《才略》篇简论历代作家，与《时序》相辅相成。《物色》论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专立此篇，也是当代文学风气的反映。“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前两句说对外物的感受、描摹，后两句说内情对于景的再造，对文学作品如何写景，是精彩的概括。《知音》专门谈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问题。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等错误的态度，要求批评者提高自身修养、理解作者、博观圆照，进行公平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若干条从事批评的客观原则。虽然，批评标准的问题，复杂多变，很难加以简单的规范，但这一种努力，表明刘勰对于批评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要求，就思想方法而言，是很有意义的。
　　

总之，《文心雕龙》虽在宗经的原则上显示出保守意识，但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其成就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