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马华文学有种甩不掉的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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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陆、港台和旅居海外的华语写作者，马来西亚华人写作群体（以下简称马华文学）正如它所处的边缘位置一样，始终很难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黎紫书的到来可能会是个转折。
作为当代马来西亚华语写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不久前，黎紫书的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简体版由新经典引进内地，这部小说先后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和开卷文学奖等重要华语文学奖，最近刚刚入围奖金高达30万港元的2012“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这次香港书展，黎紫书在多个场合出现，谈身份困惑总多过谈小说创作。7月21日上午，她做客“名作家讲座”，演讲主题是“乡音已改”。
“马华并没有自己的华文，不是学台湾，就是学大陆。”经过五年旅居北京、英国的生活，去年年底回到马来西亚的黎紫书“乡音已改”，“只要说普通话，就被误认为是大陆客；如果说英语，又会被以为是外国游客。不管说中文还是说英文，我都会被当作外国人。”
语言背后埋藏着“身份认同”。大概再没有比马华作家更纠结的华人写作群体了：他们的先人从中国漂洋过海，现在却把离开马来西亚叫做“去国”，哪怕是移居大陆或台湾；他们是夹缝中生存的一批人，既得不到马来西亚主流文学圈的认可，又始终在大华语文学圈中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拼了命地坚守中文，又早已不自觉放弃了先辈作家坚守的“故国情结”——侨乡亦是故乡、彼岸犹若此岸，马华文学一声声写出的，都是“乡关何处”的慨叹。
书展期间，和黎紫书约好专访时间，从个人经历、小说创作到马华文学，畅快地聊了两个小时。她说自己从小是个自闭症孩子，只剩两个人面对面采访时，才会稍稍放松紧张，“书展这种场合，我其实很不能忍受，因为要努力扮演作家黎紫书”。
遥远的南洋，最传统的中国味
近年来，马来西亚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总会出现黎紫书现象。“黎紫书”这三个字频频被颁奖人念出，她的短篇小说多次获得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奖首奖，也是两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首奖得主，俨然成为李永平、张贵兴、商晚筠、黄锦树后又一小说能手。
不久前，她的长篇处女作《告别的年代》入围奖金高达30万港元的2012“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除黎紫书以外，其余5位作家都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严歌苓现为美籍），而港台文学全部出局。该奖将于7月底在香港宣布本届得主。
从记者到作家，从马来走向国际，黎紫书的名气越来越大，可是她的行事却越来越低调，让人看到丰满的稻穗越成熟越低垂。黎紫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童年经历、记者生涯及旅居海外，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养分。
黎紫书绝对是近年来马来西亚文坛中最漂亮的凤凰木之一。原名林宝玲，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她曾在大马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章《星洲日报》担任记者整整12年。在创作道路上，她获贵人扶持，台湾著名出版人詹宏志对她的作品赞叹不已，称之“梦幻作家”，将之引进台湾。
和许多移居于台港的马华作家李永平、张贵兴、钟怡雯、陈大为等不同，黎紫书是长驻大马的异数，也是她这一代中取得最高文学成就的一位。她赢得的诸多赞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出于小说里独特的成长体验：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存。
北京适合体验，英国适合沉淀
蕉风椰雨、密林虫豕，几乎是老一辈马华作家的注册商标。与前辈相比，黎紫书“感时忧族”的包袱要小得多，她的创作中，多了一份对海外趋势的自觉。
最近5年，黎紫书分别在中国北京及英国旅居，对她的创作带来巨大冲击。她说，在北京的两年，她面对的是一个剧变中的超大型社会，那里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她难以想象的事情，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和心态，都与过去她在大马所见所闻不同。“我觉得自己的心灵每天都备受冲击，无时无刻不在强烈的感受与充满自觉性的思考中”。
黎紫书的家乡怡保，是一个以粤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城市。初到北京时，她广东口音还很重，经常被人误认为广东妹。跟着电视，黎紫书很快学会了普通话。现在回到大马，习惯说“公交车”而不是“巴士”、说“短信”而不是“短讯”，这样的措辞，反而让她在马来华人中成为异类。
“英国跟北京是个极端对比。”黎紫书住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接触到的是一个“非常礼貌而又十分冷淡的环境”。“小镇上的人每个礼拜会去同一个酒吧聊天，有一天某个人突然不来了，大家语气冷淡地说：‘他进了医院，癌症’，居然没有人去探望他！”黎紫书说，那时，静是一种可怕。
“英国并不是一个适合体验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把事情藏起来，但它适合沉淀，适合思考，适合写作。”她耽搁了很久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就是在英国完成的。
《野菩萨》有蜕变，《暂停键》将出版
在《告别的年代》之前，黎紫书创作了大量微型小说，而这部长篇处女作花了她五六年时间完成。
这是一个“书中书”的故事，又像是个俄罗斯套娃，三层结构层层递进。第一层故事以1960至1990年代一位名叫杜丽安的女性故事为主，第二层则是以阅读着杜丽安故事的读者为视角的故事，第三层便是文学评论者，对作者作品的评论。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群体过去三四十年族群变迁的历史，也是一位写作者对写作本身的探索。
这一年多来黎紫书比较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那是她放下好多年的东西。去年台湾联经为她出版了新短篇集《野菩萨》，简体版预计明年在大陆出版。而今年下半年，她也会有一部全新的散文集《暂停键》出版。
海外行旅彻底改变了黎紫书，无论是人生观还是创作观。“今天的我若还有所谓写作上的优势，我想就在于我能有这些漂泊的机会和经历。”她对记者说，“我会想象自己在对马华以外的读者表述，甚至觉得自己在努力对整个世界解说”。
《野菩萨》收入了四个新短篇，涉及老年人、异族恋，还有一个实验性的作品。除了异族恋这一篇，几乎看不到明显的马华色彩，她早期作品中浓浓的雨林气息已经完全找不到。蜕变之后的黎紫书，已然更世界。
未来，黎紫书还会继续行旅。她表示，从小就有自闭症倾向，现在自闭仍在她意识深处，行旅是她自我治疗的方式。因为那时她会是林宝玲，而不用身心分裂地扮演黎紫书。
“因为害怕失去， 所以爱得更用力”
对话 黎紫书 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马华文学有种甩不掉的自怜
《文化广场》：马华文学一直隐没在华语文学的边缘处，对内地读者几乎是个“陌生人”，能说说它的现状吗？
黎紫书：人们说起马华文学，常常会问我：“你们是不是写得很孤独？”我们的写作人不多，文学读者少得可怜，读者群中可能有一半（或许更多）其实就是写作人。我们的发表园地稀少，稿酬低廉，作品的地位还不能被国家认可，这些年只能靠华文媒体和马华乡团等组织举办大大小小的文学奖，以及留台与非留台写作人在海外文学竞技场上传来的捷报，断断续续地给马华文学爱好者打上兴奋剂。
但是那些兴奋剂能制造的热闹和蓬勃毕竟只是一种假象，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华语文坛有好些文人长者对马华这棵小树多有关照，但马华文学始终得不到中文世界真正的重视。对内不受认可，直至今日马华文学仍然不被认作“国家文学”，对外也难以受到中文文学世界，尤其是大陆文学这块“中原地带”的认真看待。马华作家在一个东南亚小国，以非主流语文（却是写作人的母语）从事文学创作而能写到今天这水平，其中的艰难是不足为人道的。我们自己谈马华文学，总有一种甩不掉的自怜与落寞，马华文学多少年来走到今天，其实还陷在同一泥淖里，从未走出原来的困局。
华人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堡垒
《文化广场》：在香港书展这个大华语平台，只有当中国内地、港台、海外华文作家、马华作家的作品并排呈现，才会令人对“母语”这个命题深切反思。马华作家不同于其他中文写作者的地方在哪里？
黎紫书：马华的写作人对中文有一种难以向他人说清的依恋和执著，那里头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民族和文化使命的情结。这种情结有它的历史背景，那是从马华社会独特的经历里产生的，里面涉及政治和种族，有压抑、有反抗和捍卫。
马来西亚是以马来民族为主的国家，马来人越来越多，华人越来越少。这就是马华跟其他华人社会最不同的一点，我们有这个危机感。对自身的身份、地位、文化，有一种中文焦虑，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如果不强烈一点地去捍卫它，它就会被这个多元民族社会同化掉、侵蚀掉。这么多年来，会热爱中文的人多少也抱着一种自觉，甚至有些父母坚持把孩子送去华校念书，虽然出路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华人就要懂中文”，这种传统的意识相对比其他华人社会更强烈。在大陆，一点没有中文焦虑，可中文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有那种想法，所以可能爱得更用力一些，那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堡垒。
从来没有“出走”或“坚守”
《文化广场》：或许正因上面所说的困境，马华作家中出现了一大批旅台作家。提到你时，人们会将你和旅台的马华作家有所区分，称您为真正本土的马华作家。如何理解你的“坚守本土”？
黎紫书：很多当年的留台生，尤其是在台湾已经得到一定认同的，都不想回马来西亚。当然台湾是一个更适合中文写作的地方，但我不是因为要坚守本土，所以才留在本土。我是个土生土长的马华人，大半生的生活经历全在那半岛上，书写马华是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说我有意经营马来西亚特色，相信是因为比起留台的马华作者，我的小说更多是在写市井和“人”的部分，那也是我对家国的记忆所扎根之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坚守，更没有使命和情操这种事。
当时选择当记者，因为这是适合我的自我教育的方式。走进人群里，接触的层面比别人多，思考跟激荡也比别人多，这是我当一个写作者最占优势的地方。有一天会离开马来西亚，到北京或去英国，也只是因为我待得够久了，这么多年马来西亚根本上再没有变化。整个过程中没有所谓的“出走”或“坚守”。比如微型小说集《简写》，大部分题材是从大陆来的，那时我在北京。有人说这本书没有马华色彩，语言也不马华，但我写的是大陆题材，很多故事只能发生在大陆，如果硬要把马华色彩跟马华语言搬过来，那是不尊重素材。我只能选择我当时能写的，完全没有一种“我是马华作家”的意识。
不是学台湾，就是学大陆
《文化广场》：同样是中文写作，跟同代港台大陆作家比较，你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黎紫书：台湾中生代作家的作品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语言的深邃华丽；香港作家节奏明朗，富有都市感与开阔的世界观，常有叫人吃惊的创意；大陆作家功底厚实，无论写的是乡土抑或城市，因为有山水和历史文化养人，往往气魄很大，在地方语言上的灵活使用是其特色。
马华就比较尴尬，本身生活语言是比较粗糙的，没有一个华人在现实里面认认真真、纯粹地说华语，总会掺杂很多别的语言，比如“用你的mouse（鼠标），直接delete（删除）掉”。我们没有太多自己的中文词汇，很多新词汇诞生时，面对的无非是选择从台湾搬过来，还是从大陆搬过来。我在大陆生活了两年，现在会不由自主习惯用大陆的措辞讲话，我们并没有自己的语言，后来变成只是一种选择，并不真的是我们自己创造了马华的中文。但就是这种混杂的选择，变成混杂也是一种效果，像炒出来的一盘马华的什锦菜。
年轻一辈已没有“祖国情结”
《文化广场》：马华作家的身份认同是个复杂话题。作为移民的华裔后代，马华作家进入大陆读者视野，有人说是“外国作家”，有人说是“中国作家”，称呼本身已经透露出有趣的信息。
黎紫书：把我称为外国人或是中国人，好像都很怪，华人作家会不会更合适？也曾有个主编，对我的评语是“感性秀美的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让我很多马华朋友不解。中国大陆普遍上没有“华人”的概念，会觉得所有华人都是中国人，那位主编其实也知道我的国籍不是中国。
之前的马华写作人一直有很重的“祖国情结”，曾经为此还有过激烈讨论。黄锦树和马来西亚的本土作家吵起来，他提出要“断奶”，断大陆这个母体的奶，应该有一种马华自己的中文文学。当时讨论得很激烈，后来甚至演变成人身攻击。可到了年轻一辈，他们的感情已经跟祖辈不同，对“祖国”已经没有那种感情，甚至没有纠结；因为开放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多的想象。
封闭是双向的。以前对马华作家来说，根本不可能想象有一天大陆的读者会知道你。能够在台湾拿文学奖，已经很了不起，会被称为“已经游到公海”。你看，台湾就已经是我们的文学“公海”，这海也太狭窄了。其实还有更远的风景。这几年大陆比以前开放更大，比我想象更快一些，而且读者的接受能力很强。前两年在北京生活，改变了很多我的既往看法。后来我甚至会为此跟家乡人辩论，或者跟外国朋友争论：“你们看到的不是中国！”
中国文学需要传达很世界性的东西
《文化广场》：马华作家的困境逼迫他们走出去，而内地作家正因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很少会左奔右突寻找出路。对你来说，世界性的文学表达，会不会首先是现实生存的问题？
黎紫书：是的，走出马华，首先是个现实问题。文学慢慢在沉寂，整个华语文学都在式微，这是一个趋势。如果说马华作家曾经把台湾当成最后落脚的天堂，这个天堂已经不再是天堂。原来看来很重要的文学奖，现在影响力渐弱，出版也不特别蓬勃。现在这个时代，是应该往外面走，世界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难。
不是把马华的东西尽量马华色彩化，推出去给世界就行，这不是卖一个产品。跟世界读者对话，你就必须要交出有世界观的作品。我觉得大陆的作家比较缺这个，因为他们本身不需要这个对话。但如果马华作家有这个意识，其实可以走得更远。
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我只要去想象把他们的作品变成外文，落到外国评审眼中，就会很担心。我以前是时常参赛的人，揣测评审对我是种习惯。我想，有相当大的难度，外国评审会认同中国作家写的东西。中国传统作家处理的中国题材，尤其是历史题材，其实带给外国人的震撼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需要传达一种很世界性的东西。
不担心中文读者产生阅读障碍
《文化广场》：很多人在《告别的年代》里看到了很多马华社会的大历史。书名的意义是什么？
黎紫书：马华祖辈毕竟多是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和广东两地）迁来的侨民，算起来并非太久远的事。杜丽安这人物，很可能是侨民第三代，那时候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比较封闭，还保留着相当深厚的南方人文传统和民情风俗，再加上我老家怡保多年来深受香港娱乐事业（主要是港剧和流行曲）的影响，精神和情感上可说与香港比较亲近。我深信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与马华人相似的经历与发展，所以当我把那样的怡保风土以及里面的人物写出来，我一点也不担心中文世界的读者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阅读障碍。
杜丽安其实是我母亲的年代，“告别的年代”对我个人来说有多重意思。除了向一个旧的、我母亲的年代告别以外，也有“向故事告别”的意思。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我们生活的年代，已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年代。可能对大陆作者来说不是这样，但港台作家和马华作家，其实都面对这个难题。另外，小说里用了大量我前半生所熟悉的素材、各种道具。我有意识地对自己说，写完这个长篇，就要尽可能放弃这些旧的素材。所以《告别的年代》也是对我自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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