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国学”这东西真是热得一塌糊涂。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清华重新册封了四大导师，据说北京市也要成立国学院，号称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还有那铺天盖地真真假假的国学大师，某些哗众取宠的所谓“国学天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们也纷纷砸钱，好像不上个国学进修班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同时，“国学”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清末民初吵过一次，最近二十年又成为专家学者热议的对象。但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尚且悬而未决：到底什么是国学？恐怕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过，“国学”的名称与“汉学”一样，都未免笼统。因此，在扯清楚“国学”的基本概念之前，我宁可使用朱自清先生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经典训练。

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还特别指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所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指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国民；所说的“接触的义务”，是指国民接受经典训练的义务。他把经典训练提高到国民义务的高度，实际上就是确定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做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义务通晓本国传统文化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进行经典训练？

有人提出要恢复读经教育。民国时期有过那么几次，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人们认为这是开倒车。最近又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响应的人很多，大有掀起一场新的中小学读经运动之势。我觉得，读经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首先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经” 是指什么？

第一，“经”指什么？
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儒家经典，往小了说有五经四书，往大了说有十三经。但是光读经书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古人自己都知道，因此不仅尊奉儒家经典，也提倡兼综四部，所以我们今天再谈这个“经”，至少应该在范围上有所扩大，不仅包括儒家经典，也应该有先秦诸子、几部史书和一些诗文集。

第二、“经” 是否要尽读？

就拿儒家的经典来说：“礼”在传统上有“三礼”之说，《礼记》中的部分篇目还好，《仪礼》《周礼》多少专业人士都大呼难度，这样的书也要孩子们通读？《春秋》有所谓“三传”，是读记事详备的《左传》还是读阐述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是不是也要有所选择？即使五经中最好读的《诗经》，“雅”“颂”也比“国风”难得多，是不是也应该有所选择？即使对于广义的“经典”，《史记》《汉书》里的“表”“书（志）”部分，《墨子》里的“守城”与“墨经”部分，《管子》的《轻重篇》，太专门，李杜的诗，韩柳的文，也非篇篇都好，不是专业人士或有特殊兴趣的人，并无通读的必要。

第三、读经如何纳入现有的教学体系？

旧式教育，经典训练是唯一的项目，而在新式教育的体系下，孩子们的压力已然不小，新增一门科目的空间并不大。时间总是有限的，读经教育又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其他科目势必需要调整，那么调谁不调谁就是一个问题：压缩数理化的课时？还是从此取消英语和计算机？或是今后不看外国书了只看中国书？恐怕都不现实。因此，我觉得，即便要开展，也只能先在小范围内试行，而不宜大范围推广。比较稳妥的办法，依然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更多地强调经典训练。

如果要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为经典训练找到一个依托的话，语文课是当仁不让的。教育部制定的《小学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有“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之类的话，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也对“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意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底蕴，较高的文化品位”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实在民国以来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大抵都有类似的表述，这说明语文课应该、同时也能够承担经典训练的任务。

尽管语文课长期以来饱受社会各界的诟病，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语文教育在经典训练方面做出的贡献。而从近几年的新课程标准改革，我们也能够看出教育工作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首先，从教材来看。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课标语文教材为例，必修课本五册，按目录上说是65课，古典诗歌12课（总篇目是22首），文言文17课，共计29课，比例达到44.6%，（古代白话小说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都没有计入）。从选文范围上看，经部有《诗经》《孟子》《左传》，史部有《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子部有《荀子》《庄子》和贾谊，集部则有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等。不仅如此，像朱光潜的《咬文嚼字》、林庚的《说“木叶”》、钱钟书的《谈中国诗》这些课文，以及“梳理探究”“名著导读”等环节中的部分内容，都与经典训练相关。而在选修教材方面，则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先秦诸子选读》等等，其中前两本是很多学校要求学生们学习的，从中亦可看出现在的教育对于经典训练的重视。

其次，从高考来看。以北京卷为例：在最新公布的2011年高考语文考试说明中，古诗文阅读在高考150分中所占的分值已经达到了42分左右（包括诗歌鉴赏、文言阅读、断句、默写这几部分），即28%，高于基础知识（10%）和现代文阅读（22%），仅次于作文（40%）。这只是账面上的内容，事实上，基础知识部分里的成语和文学常识都与经典训练脱不开干系，而现代文阅读里的社科文阅读，就近几年的趋势来看，讨论传统文化的篇目明显增多。此外，一些省份如江苏、福建、浙江等，把名著阅读和文化经典阅读列为高考必考的项目，前者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后者则集中在《论语》和《孟子》这两部儒家经典上。由此也能看出高考对于传统文化与经典训练的关注。

当然，现在的语文教育，仅仅依靠学校里老师的课堂讲授，那是远远不够的。《小学初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有明文：“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既然教材与高考都非常重视传统经典，那么经典训练也理当在学生的日常阅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那么具体说来，我们进行经典训练，需要读什么样的书呢？其实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第一，理想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是选本、节本──首先应该尽可能采用前人对经典校勘和训诂的结论，其次要有分段、标点和简要的白话注释，此外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第二，理想的经典读本有时并不容易出现，因为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并非一人一时所能成就，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导读性质的著作，比如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之类。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时至今日，我们的经典训练大致还是遵循这两个路子。前者，大量打着“国学”旗号的丛书摆进了书店，可惜或是深入不够，或是浅出不了，大都达不到我们理想的标准。后者，新近出版的经典导读性质的著作中，似乎还真没有哪本能超越《经典常谈》。可见，理想的经典训练依然任重道远。

当然，也有人在探寻“第三条路”，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孩子最喜爱的国学读本》，采取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纂集选文并加以评注的形式，一方面，主题多样，取材广泛，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选文短小精悍，趣味性强，比起大部头的经典原著，更容易引发孩子的兴趣。此外，书中对于作者作品的简介以及“知识卡”等环节，也可以看作经典著作的导读和国学常识的传播。这样一来，便可以兼顾思想性、趣味性与知识性，青少年读者可以有效地从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并由此开启通往经典的大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读本就可以取代经典，但它确实可以充当通向经典的桥梁。经典训练固然重要，但它不应该是强制性的，而应该通过兴趣的启发和引导，使青少年自觉走上阅读经典的道路上来，以达到经典训练的目的。这套书固然不能尽善尽美，但它无疑是为了让青少年亲近经典所做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经典通俗化的范式，单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对它给予一定的关注。

本文发表于《博览群书》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