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北魏统一北方，社会逐渐安定。而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此时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北魏后期出现了几位较著名的文人。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创作成就的，是两部并非纯文学的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文坛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艺术造诣既不足与南朝大家相抗衡，其作品主要也是模拟南朝文学。《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为朋党。
　　

当然，北方文学也并不是毫无自身的特点：《隋书·文学传序》说：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里说北方文风的长处，一是风格质朴，一是便于实用。实用与否，实际上是一个应用文范围的问题，其作用，也只是可以纠正南方的应用文过度浮华、辞不达意的毛病。至于质朴的文风，则不但与应用文有关。有时，要表现粗犷、雄壮的美，质朴的语言要比华丽的语言更为适宜。而南朝文人对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种偏狭地崇尚华丽的观念，适当吸取北方文学“重于气质”之长，确是有益的。
　　

南北朝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南方的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其中最特出的有庾信、王褒。他们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并且也确实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此后直到隋唐，这种结合不断深入，而随着时代的新的需要，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