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著名的传统大赋，有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长笛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
　　

张衡（７８—１３９）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他不仅擅于文学，又是著名的古代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应闲》、《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全篇及《定情赋》、《舞赋》等残文。《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但篇幅更为巨大。如《东京赋》长五千四百余字，超出《东都赋》一倍以上。因此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二京赋》能够写得更细致。尤其在世俗生活方面，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如《西京赋》中，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这是《两都赋》所没有的。《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同样为《两都赋》所未见：
　　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鵃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
　　另外，《二京赋》也包含了某些批判性的内容，如：“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显然不同于以前大赋中“劝百讽一”的尾巴，而更具现实性。总之，《二京赋》虽是传统形式的大赋，并且同样充斥正统的内容，但已经不再像班固的《两都赋》那样，完全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命题，一些世俗性的内容，抒情和批判的成分，正在悄悄地渗透进去，这同抒情小赋的出现，有其一致之处。
　　马融（７９—１６６）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著名学者，又是大官僚。他自述作《长笛赋》的动机，是因前人描写乐器的赋中独缺笛，“故聊复备数”。但赋中抒情成分，则较前人同类之作为浓。开头一节，描绘制笛之竹的生长环境孤僻凄凉，为“危殆险巇之所迫，众哀集悲之所积”，以此渲染笛声之哀，而实际渗透了作者的人生情怀。赋中与结末杂用五、七言诗句，为汉赋之创格，而为后人所经常袭用。
　　王延寿（约１２４—约１４８）字子考，又字子山，《楚辞章句》作者王逸之子。他的《鲁灵光殿赋》，可以说是汉代最后一篇有名的大赋。其取材也是沿袭前人，但结构和描写有特色。写宫殿的程序，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从总貌到墙、阙、门、阶，再写排扉而入，各宫室及楼榭、驰道、渐台等建筑的情状，复归于全体气势，非常清楚。其中关于建筑物上彩绘的描写尤为出色，如写天花板的画是“圆渊方井，反植荷蕖”，窗棂上的画是“玉女窥窗而下视”，椽上的画是“猿狖攀椽而相追”，楹上的画是“胡人遥集于上楹兮，俨雅跽而相对。……若悲愁于危处，憯颦蹙而含悴”。此外写壁画中的山神海灵和古代神话史迹等，都生动逼真。这些不仅显示了汉代建筑绘画的艺术风貌，而且表现出追奇求新、相当活泼的想象力。王延寿又有《梦赋》，写梦中与鬼怪搏斗，《王孙赋》写猴子的各种情状，都很奇特。总之，从王延寿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东汉中期辞赋的转变趋势。
　　篇幅短小而具抒情性的赋，其实很早就有了。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不足二百字。但抒情小赋作为时代生活的必然产物，作为与传统大赋相抗衡的独立文体，只能说是始于东汉中期，具体地说是始于张衡的《归田赋》。
　　《归田赋》中有“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二句，正说出此篇的主旨：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其中隐隐地包含了批判的意味。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与西汉中期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的态度正好相反。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鶙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张衡的《定情赋》、《舞赋》，均仅存残篇，难以推断原来的规模，其取材也是过去就有的，但抒情意味浓厚，文笔优美，至少可以视为接近抒情小赋的作品。如《定情赋》表现思恋之情，谓“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想象新奇大胆，为蔡邕的《检逸赋》和陶渊明的《闲情赋》所继承发扬，成为典型的情诗意象。又如《舞赋》中“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灼烁以发扬。腾嫮目以顾盼，眸烂烂以流光”，描摹舞女柔婉灵动的姿态和流盼不定的目光，都写得优美动人。
　　直到乐汉后期，辞赋的创作依然不衰，汉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士，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不可能没有传统赋颂的创作，但却没有像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只有新体的抒情小赋，闪耀特异的光芒。这些赋作一方面直接抒发个人的情志，一方面又把东汉中期辞赋中隐而未现的批判倾向推向前台，与同时期的批判性政论散文一致。
　　东汉后期著名的具有批判倾向的辞赋家是赵壹。赵壹（生卒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他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反传统式的人物，所作辞赋中也充满不平之气，现存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以及《迅风赋》的残文。《穷鸟赋》以穷鸟自况，感谢友人对自己的救援之恩，反映了东汉后期文人动辄得咎罹祸的艰难处境。《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名篇，文中对当代社会乃至整个历史都提出了无情的批判。如：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将春秋战国和秦代视为乱世，而且将受到东汉前期文人歌功颂德的“大汉”视作“更加其怨酷”的时代。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当代社会“情伪万方”的丑恶面貌，最后，作者愤怒地宣称：“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前此汉代辞赋中未曾出现过的。此赋的风格也很独特，融铸骚句法、赋句法、散文句法于一炉，以适应于尖锐的情绪。篇末又缀以两首五言诗，也起到强化抒情的作用。同时，这也显示了东汉中期以来日渐隆盛的五言诗对于辞赋的影响。
　　东汉后期成就最特出的辞赋作家当数蔡邕。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
　　题材相当广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长。
　　《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１５９），蔡邕当时二十七岁，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从体制来说，这是模仿自刘歆《遂初赋》以来的纪行赋，写作方法并无特异之处。但其篇幅相对短小，感情格外强烈。愤于宦官弄权致使民不聊生的主旨，在篇首小序中就明白点出。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
　　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以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
　　纪行赋在传统上是具有抒情性的，但像《述行赋》这样激烈的感情和尖锐的正面的批判，却是从未有过的。比如班彪的《北征赋》，虽有“哀民生之多故”一句，却并不在此展开，而多说个人的不幸。鲁迅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题未定草》）。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建安文学也有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反映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作品，这同蔡邕不能说毫无关系。《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且带有一定的游戏趣味。此赋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过去不曾有过的题材。可以说，这种题材的出现，反映了东汉末道德约制的松弛和艺术表现的自由化。赋末一节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这里描写了恋爱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因思念对方而不能成寐，在庭院中徘徊的情形，意境很美。《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
　　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有时显得很大胆。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这里同样可以看出东汉末文人的思想特点，而且，后来六朝宫体文学与之也有遥遥相承的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让的《章华台赋》。边让（？—约桓、灵时期，明写楚灵王在章华台的游乐，暗寓批判桓、灵时屡兴宫室劳民伤财之意。其锋芒虽不及《刺世疾邪赋》、《述行赋》那样锐利，方向是一致的。它篇幅不长，文字简洁，具有抒情小赋的特征。
　　东汉中后期抒情小赋的兴起，在辞赋演变史上的意义至关重要。但就整个汉赋的情况来说，还没有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取代传统大赋的地位。这有待于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