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陶先生从一九一二年起从事语文方面的教学、编辑、出版工作，前后六十多年，对于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深切详明，写下了大量文章，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有一百多篇。凡是关心当前语文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集子。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宽，性质也多种多样，有商讨语文教育的理论原则的，也有只谈论一篇文章或者评议一两个词语的。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过去语文教学的成绩不好，主要是由于对这两点认识不清。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科知识也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惟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87—88页)

圣陶先生在这里扼要地指出旧式语文教学的三大弊病，并且在好些处别的地方加以申说。

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56—57页)

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不幸我国的写作教学继承着科举时代的传统，兴办学校数十年，还摆脱不了八股的精神。”(437页)

所谓八股的精神就是：第一，不要说自己的话，要“代圣人立言”，第二，要按照一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圣陶先生很形象地加以形容说：“你能够揣摩题目的意旨以及出题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阵，就算你的本领；如果遇到无可奈何的题目，你能够无中生有，瞎三话四，却又丁丁当当的颇有声调，那更见出你的才情。”(40页)他并且用自己小时候的经验做例子，“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式；这就是八股的精神。”(438页)

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单就作文而言，刚才说的写封信打个报告之类其实也是考试，不过通常叫作‘考验’不叫作‘考试’罢了。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154页)

过去的第二点错误认识是把语文课看成知识课，看成跟历史、地理或者物理、化学一样，是传授一门知识的课，因而要以讲为主。在读文言文的时代，自然逐字逐句大有可讲，到了读白话文课本，就“从逐句讲解发展到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讲段落大意，讲词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三十来年了。可是也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而且要求讲‘深’，讲‘透’，那才好。”(149页)“我想，这里头或许有个前提在，就是认为一讲一听之间事情就完成了，像交付一件东西那么便当，我交给你了，你收到了，东西就在你手里了。语文教学乃至其他功课的教学，果真是这么一回事吗?”(151页)

这种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法，其流弊，第一是学生“很轻松，听不听可以随便。但是，想到那后果，可能是很不好的。”其次，“学生会不会习惯了教师都给讲，变得永远离不开教师了呢?永远不离开教师是办不到的，毕业了，干什么工作去了，决不能带一位教师在身边，看书看报的时候请教师给讲讲，动笔写什么的时候请教师给改改。那时候感到不能独自满足当前的实际需要，岂不是极大的苦恼?”(151—152页)

这就触及教育学上的根本问题：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起什么作用?圣陶先生的看法是，“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换句话说，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主要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交给学生，而是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在这个问题上，圣陶先生有一句精辟的话，现在已经众口传诵，那就是：“教是为了不教。”这句话在这本论文集里多次出现，例如：“‘讲’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可能在如何看待‘讲’和怎么‘讲’。说到如何看待‘讲’，我有个朦胧的想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152页)又如：“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717页)“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以其欲达到不需要教，故随时宜注意减轻学生之倚赖性，而多讲则与此相违也。”(720页)“尝谓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721页)“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教师所务惟在启发导引，俾学生逐步增益其知能，展卷而自能通解，执笔而自能合度。”(741页)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例如要求学生预习，给以必要的指导；发起对课文的讨论(主要指语文方面，不是内容方面)，予以有效的启发；对学生的作文只给些评论和指点，让他自己去考虑如何修改；如此等等。这一切，作者在《精读指导举隅》的《前言》以及别的篇章里都有详细的论述。这样教学，当然比逐句讲解吃力，但是这才是教学的正经道路。正如圣陶先生所说，“把上课时间花在逐句讲解上，其他应该指导的事情就少有工夫做了；应该做的不做，对不起学生，也对不起自己。”(83页)

前面说过，这本集子里边谈到的问题很多，上面只是就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作了些简单的介绍。此外，如第三部分关于文章的分析鉴赏，第四部分关于写作当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也都有很多好见解，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借阅读这本集子的机会来对照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有许多现在还常常有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圣陶先生多年前已经遇到，并且提出了他的看法。有的话尽管是对学生说的，实际上也适用于教师。比如“举一反三”这件事，要教给学生这样做，教师就要首先这样做。那末，现在有些教师希望每一篇课文都有人给写出类似教案的文章来发表在刊物上，让他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那就完全不对了。这个集子里有一篇题为《中学国文教师》的文章，列举七类教师，都是在教学上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毛病的，很值得我们拿来作为反面的借鉴。当然，我希望这种种类型的教师都已经或者即将绝迹。
吕叔湘（1904—1998）著名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考取江苏省公费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1950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6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荣获首次吴玉章奖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