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例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淡自得。”（《诗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曾厕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激不平之气。不过，这两位诗人同中又有异，在诗坛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母爱”是人类纯真崇高的感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性主题。讴歌之惟恐不逮，佳作自然不少。早在《诗经》就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诗句，简括而形象地唱出了人子的心声。而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７５１一８１４，湖州武康人）的《游子吟》，更是一首歌颂伟大母爱之作。它把人类伟大的母爱置于特定的艺术氛围中，加以弘扬和歌颂，使之脍炙人口，连不识字的妇孺都会记诵不差：

中文系大学生自然是要读陶渊明的，但在改革伊始，人人进取的年代，对这位成天只知采菊东篱、有酒自斟的“中国第一大隐”，着实有几分不屑。不就是官场不得意，跑回乡下说朝市的葡萄酸么？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简直不啻天壤之别。自己发发牢骚倒也罢了，连累后代文人也群起效尤，动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上山，或下乡，或寄迹山水，或结庐而居。清代有个袁子才，居然放着好好的官不做，用官位换来个破园子（随园），在里面娱情养性。

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我们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圣陶先生从一九一二年起从事语文方面的教学、编辑、出版工作，前后六十多年，对于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深切详明，写下了大量文章，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有一百多篇。凡是关心当前语文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集子。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让学生变聪明，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苏霍姆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