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艳蓓: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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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在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的是奠基性的作用,它发生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语言范式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掌握了什么样的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鲁迅先生曾说,现今十来岁的孩子如何,可以预料到二十年后的中国情况,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良好的儿童教育不仅关系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昌盛。以识字教学为主,重视人文精神的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对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有所启示。


一、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是蒙学教学的开端,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识字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合称“三、百、千”。识字教学的方法有指物识字、六书识字、卡片识字、圈列识字、拆字识字、带读识字、对比识字、析义识字等,实践中往往多种方法兼用。这些方法都注意得用汉字的特点,循序渐进,尽量通过对字形字义的分析来帮助学生认读;注意利用儿童心理特点,强调记忆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不搞单纯的识字,力求把常用字编成有意义的韵语,并尽可能地把知识教育内容和道德教育内容糅合其中,使识字教学呈现出一种“文”与“意”结合的趋势;在识字教学中进行写字(习字、书法)训练。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的蒙师在识字教学中处理识、写、讲、用的关系上,是以识为主的,教会儿童识字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每个字怎样写和怎样讲,要求很低,而怎样用,几乎全无要求。这使儿童只会呆读死记,不知字意,更不能应用。这不利于儿童智力的发展。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曾批评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这些,我们在教学中都应引以为戒。

二、重视写字

写字作为一种单独是基本训练,古代蒙学教育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教材和较为有效的训练原则、步骤和方法。

(一)关于教材,清初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说:“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大概取其笔画稀少,易认易写。

(二)写字训练的原则是先大后小,先慢后快。王筠认为“写字不可学小字。”唐彪则主张大小并练,并提出:“蒙童初入学,止宜写两字,不得过多,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便难成就矣。”

(三)写字教学有一大致步骤和方法,即先扶手润字,继而描红、描影、跳格,最后临帖,其中对扶手润字尤为重视。崔学古指出:“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略具体,方脱手自书。”这些经验显然与汉字的特点相合,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蒙学阅读教学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识字教学,学童开始转入以读书为主的教学阶段。此时蒙童大约八、九、十来岁了,识字量二千字有左右,有了初步的阅读基础。王筠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

在教法方面,蒙学阅读教学训练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其一,强调“晓文见意”。这条原则是理学家程颐提出来的。他说:“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意,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为了使童子理解“文意“,崔学古提出“讲”“贯”结合的方法。讲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讲其字句章节的“实意”,参赛到“晓文见意”;贯者,贯通其“神理”,再以“理演文”,以作者的“宗旨”,复反其“文义”。讲解时,要同“说话一般”,通俗易懂。若用“深文奥理”,不但“童子理会不来”,反而会“滋其惑”。讲书可启发儿童的智慧,要讲得通俗易懂,同时不可讲得过多地深,要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这是蒙学教师应有的教学技巧。

其二,强调“熟读成诵”。办法是讲、读、背、温如环。

蒙童读书,先由蒙师讲认生书。讲书的形式有个别“口授”和“粗粗讲解”。“口授”是教师先教学生认字,带学生缓缓朗读,然后让学生自读。“粗粗讲解”时贵用“家话”(通俗话),要指实事说明,使儿童易懂。还要启发儿童思考,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

蒙师讲书以后,蒙童即可各自进行朗诵。自读课文时,先分段读,叫“分读”,等口熟了再“通读”,若有甚难的章句,则还要“特读”,目的是使省力省功。大一些的学生要求更高了,其诵读程序,有句读、朗读和背读,以至熟记不忘。”。古时教学,吟诗作文,均从讽诵入手,抑扬歌诵,其声音含有音乐之美,即谓“读书声出金石”。蒙师要求儿童读书须“眼到口到心又到”,高声朗诵,不许含糊。

蒙童读书所读之书必须熟背,以背书驱使学生勤奋用功,“以期所习永永不忘”。所以,蒙师对蒙童背书要求甚严,在背书时,教师也要“听差”,以纠正学生的读音、分句等。背书时,还有“提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以检查学生熟记的程度。又有“初背”(背生书)和带背(背熟书)和按时“抽背”,最后读完一册还要“通背”。故学生必须时时读书,时时背书,因此又必须经常温书、理书。

在蒙学中,认书、读书、背书和温书四步曲,周而复始,日日如此,月月如斯。这对训练儿童的记忆力是有帮助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少年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儿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背熟了许多文词,这对以后的写作也大有帮助。不过儿童所溺爱的书,并不都懂,教师也不要求儿童全懂,“难者罕譬曲喻”,只好等儿童长大了才明白,现在只记住,到“后来受用”。

其三,提倡“精读”与“博览”结合。“读书要精,阅览要博”。这是一种传统经验。蒙童除精读要背诵的书外,还要求博览一些书。少儿即能与人言,壮时自有不得不博览之势,而学问自此可渐扩充。儿童从小接触许多图书,渐渐养成了一种独立的工作能力。历史上许多人的成长,都与这种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有关。

四、写作训练

以读书为主的阅读教学开始不久,蒙学开始对蒙童进行写作训练。写作训练在古代蒙学教学中一直是被重视的,也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词意合一,以意为主”。这是我国古代语文习作的一个传统。明清蒙学家一致认为作文(包括属对、作诗)都要立意在先,然后寻求恰当的形式去表现。写文章要“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王筠:《教童子法》)。要有思想内容,言之有物,词切意透。

(二)先“放”后“收”。这是就整个作文训练而言的,也是古代作文教学的一贯传统。所谓“放”,是先要鼓励学生放胆去想,去写。不要过多束缚和顾忌。所谓“收”,是要求构思严谨,思想纯正,用词切当,行文合“格”。明清蒙学作文训练实行先放后收、以放为主、以收为辅的方式。对学生这方面来说,要放胆写,驰骋思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对教师这方面来说,则要小心地改,切忌大删大改,伤害学生作文的信心和兴趣。这是符合作文教学矛盾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学童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的。在八股文风盛行的明清时期,能作到这样,很不容易。

(三)多作多改。作文是知识应用,也是技能的训练。为了提高蒙童作文能力,明清蒙学非常重视培养蒙童多作多改的习惯。清代的蒙学家冯京第在其所著《蕈溪自得》中总结自己读书作文教学经验时说:“作文有一字诀,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墙壁,时时就观改之,旬日后详定始脱草。”实际上明清蒙童作文训练的课业量是很大的,也确实培养了不少有写作水平的人才。

但也不否认,蒙学教学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水平不高的蒙师那里更是如此。同时,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之制束缚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包括蒙童。在蒙学的高级阶段,读枯燥的经典,练呆板的股文,成为“少长”蒙童的主要功课。这种呆板的程式化的训练方法,追求形式,束缚思想,弊害极大,这是传统语文教学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有它一定的人民性,广大农村中的中小地主子弟,特别是一般农民的子弟,能够受到教育,还得归功于蒙学。故中国古代传统的训蒙教育,应该说是取得了巨大成功,训蒙的许多教学方法,的确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要对古代的蒙学教育做认真的研究和考察以便吸取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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